2016年1月20日 星期三

精美寿山石雕 石不能言最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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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寿山石雕,石不能言最可人!
  寿山石雕,汉族民间雕刻艺术之一。寿山石雕技法丰富多样,精湛圆熟,又在发展过程中广纳博采,融合了中国画和各种民间工艺的雕刻技艺与艺术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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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技法主要包括圆雕、印钮雕、薄意雕、镂空雕、浅浮雕、高浮雕、镶嵌雕、链雕、篆刻和微雕等。寿山石雕作品题材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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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些原因,寿山石雕的社会影响面极广,具有“上伴帝王将相,中及文人雅士,下亲庶民百姓”的艺术魅力,深受国内外鉴赏家与收藏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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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山石雕在中国传统玉石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相关雕刻品已成为高雅、精美、凝重和睿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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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山石雕追求既雕既琢的艺术效果,提倡返璞归真,故以“相石”为重要环节,讲究利用石形石色,巧施技艺,以达到“天工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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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寿山石雕,石不能言最可人!(来源:壹号收藏)

组玉佩兴盛于西周衰落于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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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墓出土的组玉佩曹植墓出土的组玉佩
  (原标题:曹植墓出土组玉佩)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之初,为筹备“中国通史陈列”展览,向全国部分省市、文博单位及考古所征集、调拨了部分考古发掘品,这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出土玉器。在出土玉器中,有一套组玉佩(见图),是1951年山东省东阿县魏东阿王曹植墓出土的,于1959年从山东省征调过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套组玉佩从未展出陈列,也未曾发表过。前不久,笔者在编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丛书《玉器卷》时,在考古发掘品库中发现了这套组玉佩。
  该墓位于山东省东阿县城南鱼山西麓,共出土文物132件,除出土四件玉佩及一些玉珠和玛瑙珠外,其余均为陶器和石器。由于当时没有发掘报告,这四件玉佩出土时的具体位置和情况无法了解,据推测,这四件玉佩应是由玉珠、玛瑙珠等相串联在一起的组玉佩,是曹植生前的佩玉,死后随葬。这套组玉佩,每一件玉佩的质地、颜色都基本相同,似从同一块玉料上开采下来,制作而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创制的对于后世影响较大的一类玉器,是新款式的组玉佩。组玉佩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西周时期,此后历经春秋、战国,到西汉时趋于衰落和简化。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组玉佩制度湮没不存。曹操统一北方后,出于政治需要,欲恢复传统玉佩制度,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在汉明帝“大佩”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新式样的组玉佩。
  考古资料显示,组玉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山东东阿曹魏东阿王曹植墓、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江苏南京仙鹤观高氏家族墓二号墓(高崧夫妇墓)、江西南昌市郊京山南朝墓等墓葬中,均出土了比较完整的组玉佩,样式与战国、西汉时期差异较大,应该就是王粲改制“大佩”后的新款式。
  曹植墓出土的组玉佩,被认为是目前所见王粲新款式玉佩的最早实例。云头形(或称飞碟形、蝙蝠形)玉珩位于最上端,中间是两件相向排列的玉璜,梯形玉饰位于最下面,各佩饰间以玉珠串联。另从双璜各垂下一颗较大的玉珠落在梯形玉饰上,人一动,玉珠撞击玉饰,发出悦耳的声音。
  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组玉佩,基本组合与曹植墓相似,只是多了1件云头形玉珩。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的两套组玉佩,均由2珩、2璜、1梯形玉饰和2珠共7件玉器组成。可见,珩、璜、梯形玉饰和玉珠,是王粲新款式组玉佩中的“标配”。
  王粲创制的组玉佩,流行的时间并不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上大将军王士良墓、唐永泰公主墓发现的完整组玉佩、五代南唐李璟陵出土的梯形玉饰、北宋皇陵神道两侧石人像上刻画的组玉佩,均可视为王粲式玉佩的流响,甚至明朝强调“礼仪上复古制”,所恢复的“大佩”,也不过是王粲式玉佩的翻版。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般若·自在:美术学博士迎春画展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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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荣春 作品阮荣春 作品顾平《秋山雨后》,68#68,2013顾平《秋山雨后》,68#68,2013朱万章《有此通大道》,纸本设色,97×53cm,2015年朱万章《有此通大道》,纸本设色,97×53cm,2015年吕少卿作品弥勒图23 ,70cm-69cm纸本设色2015吕少卿作品弥勒图23 ,70cm-69cm纸本设色2015王雪峰 作品:说法图之三,2015年王雪峰 作品:说法图之三,2015年
  般若·自在:美术学博士迎春画展
  展览顾问:慧平法师
  展览统筹:陈海波、张航军、李士辉
  学术顾问:阮荣春
  学术主持:顾平
  策 展 人:苏金成
  参展画家:阮荣春、顾平、朱万章、程明震、吕少卿、王雪峰、施建中、叶芃、黄戈、苏金成、刘德龙、陈姗
  主办单位:上海慧心慈恩书院、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
  承办单位:上海七宝教寺、银涛书画院
  支持单位:南京艺术学院上海校友会
  展览时间:2016年1月21日-3月20
  开幕时间:2016年1月21日13:00
  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教寺书画展厅
  (地址:闵行区七宝镇新镇路1205号)
施建中《查济写生系列之一》, 48.5cm-45cm施建中《查济写生系列之一》, 48.5cm-45cm
叶芃《时空·领域》  2014年 69cmx46cm叶芃《时空·领域》 2014年 69cmx46cm
黄戈《藏南·春雨》, 97cm×182cm 2015年黄戈《藏南·春雨》, 97cm×182cm 2015年
  前言:
  般若,佛教用语,即智慧,如来的圆常大觉;自在,指吾人的心完全脱离了烦恼的系缚而通达无碍。
苏金成《苍山》2014,50cm#50cm苏金成《苍山》2014,50cm#50cm
刘德龙 作品刘德龙 作品
陈姗《仙之妙 》, 2015年, 44x55cm陈姗《仙之妙 》, 2015年, 44x55cm
  七宝教寺是一所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刹,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般若自在”为名在七宝教寺举办画展正是应了这里的环境。参加画展的十二名画家,都具有美术学博士学位,其中三名画家已经是博士导师。这十二名博士长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既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美术专业院校,也有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综合性重点高校,还有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专业画院和研究单位,以及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专业展览和收藏单位。他们的作品包括人物、山水、花鸟多种形式,既有工细严谨的画风,也有泼墨大写意的探索性作品。观赏他们的画作,我们能够从中感受传统绘画的文脉,也能看到现代学院教育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曾说:“艺术发展多受佛教之影响,而佛教之传播亦多借艺术为资用”。尽管画家作画的风格各各不同,但其艺术目标无一不是在对真,善,美的探索。他们这种对艺术的执着,有着信徒般的虔诚,而佛教在影响书画艺术的同时,自身也借助书画艺术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可谓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正因为这样,十二名代表着当代美术教育最高层次的博士画家的展览在七宝教寺举办,这些作品不但能够让观者看到当今画坛最有影响的画家的作品,也能够看到学院培养的画家的成就所在。

清代奏折揭出摊丁入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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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钧摊丁入亩  奏折李维钧摊丁入亩 奏折
  (原标题:清雍正时期“直隶摊丁入亩”奏折)  
  日前,笔者去保定直隶总督署查寻资料,有幸看到该馆珍藏的几份清代封疆大吏的奏折。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封直隶巡抚李维钧建议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的奏折。
  经查,直隶巡抚李维钧在雍正元年(1723)七月,根据他在山东、江西、四川任县令、州牧时“摊丁入亩”的经验,和他在直隶任钱谷守道时,了解的州县赋役征收情况,建议将直隶(今河北)全省丁银摊入地亩,随地粮征收。为此上疏雍正皇帝:“按地输丁,原属优恤穷民之善意,但直隶田地,多有名为有地,而实无租可收。其故大略有四:从来置产之家,多系乡绅富户,其弃田之人贿通置田家人,将高下错杂一概指为虚产,往往以九亩作十亩。或以九亩五六分作十亩。当其富饶之时,无从细察,亦并不觉有代为纳粮之累。及至家业渐贫,必鬻其实在八九分之产,而此一二分之虚地虚粮无从推去,不得不照户纳课。此有地无租之一也。再,向日置产之时,原系高下错杂,今则急而求售,不得不尽鬻其高者,而独留其下。此下地所入,十年九空,偶有收成。仅足完一年之粮,不足赔九年之累。此有地无租之二也。再有一种弃产之人,原因一时急用,希图日后取赎,故赵甲之田卖与钱乙,而户名不即改换,赵甲收钱乙之粮为之代完,久之,究竟无力其取赎。传及子孙,户名仍在,而赵甲遂为无田有户,不得不照户纳粮。此有地无租之三也。又有一种弃产之人,原系出入衙门穷困无赖,或系武举劣衿,身倚护符,即已弃产,仍复希图包纳,于中取利。然其利止于一时,而其累及于子孙,遂有年代久远,无从推收过户,赵甲之家有不得不为钱乙每岁纳粮者。此有地无租之四也……至于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五府,多有圈占之地,其所拨补(民地被圈给旗人者,令将别州县官地拨补),大约远隔数百里不等,而地亩半属洼下,每年除完粮之外,所余无几。应令该抚查明,直属地亩分为上中下三则,其上则中则,按其多寡摊入丁银,至于下则及有地无租之人,并与清查,免其一体均摊,务期粮归实在有田之人,不得私相影射,如此则无地穷民与有地无租之穷民均不致有赔累之苦。”
  上疏获得雍正采纳批准后,李维钧首先在保定府各县先行,工作刚刚起步,就引起了朝野极其强烈的反响,多田之家也起而反对,朝臣之中评说不一。因此李维钧又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再上奏章,称自己遭到“权势嫌怨”,感到孤立和有压力。雍正帝明白他是在寻求朝廷的支持,他对李维钧说,“朕当年即是孤臣,你若信不过自己,便是信不过朕”(附奏折)。足见在这一改革政策上雍正帝对他的信任。这才免除了后顾之忧。雍正二年(1724)十月,李维钧由直隶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后,又将摊丁入亩在全省各州县全面推行。
  李维钧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之后,各地争相效仿,至雍正七年,全国已有十四个省份实行了此项改革,山西、贵州延至乾隆年间,最迟的吉林到光绪二十八年才开始实行。整个“摊丁入亩”经历了一百余年才在全国基本推行,可见阻力之大。
  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户税、人头税基本被废除,完成了赋役合并即人头税归入财产税的过程,对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的人身束缚有所削弱,是中国封建赋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河北保定 郝毅生 霍文静)

张之洞幕僚收藏的千金猴王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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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千金猴王)  
  一方砚台不光是文人墨客直抒胸臆的必备之物,更表达了主人的喜好和品位。文人好砚。文房四宝中的砚因其身具“坚固,传万世而不朽,留千古而永存”的特点,在四宝中居于首位。古人对砚的要求不光在实用价值上,还延伸至审美情趣中,砚因其丰富多姿的石品花纹,形制花式的不断创新,典雅考究的雕刻工艺,成为上达帝王公卿,下至庶民学子梦寐以求的书桌至宝。
  广东省博物馆宝物之中,有一有名的“千金猴王砚”,这方名砚经常在展览中吸引观众的眼光。此砚为扁长方体,长25.5厘米、宽17.6厘米,以名贵的端溪老坑大西洞石雕成,石色紫蓝稍带青苍,石质致密、坚实、细腻,嫩如小儿肌肤,有鱼脑冻、火捺、青花与金线等石品。砚堂有天然鱼脑冻形似猕猴,并有胭脂火捺环绕四周,在火捺的烘托下,纹理俨然一只蹲坐的猴子在眺望上方山水果实。猕猴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砚额、砚唇、砚背、砚侧均以薄意、浅雕手法,因材施艺、精雕出崇山峻岭、流泉飞瀑,桃树硕实等纹饰。砚两侧刻隶书铭,右侧铭:“千金猴王砚,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左侧铭:“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刊字”。郭兰祥为肇庆制砚世家郭家传人,郭家曾为宫廷制作贡砚,项信南为广州雕刻工匠。此砚名副其实的石奇工巧。
  猴王砚身世传奇。其原为张之洞幕僚何蓬洲及其后代珍藏。由于名声实在太大,许多人都想得到,抗日战争中,何氏后代将砚卖给一位古董商,后又辗转到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之手,日本投降后再为接收大员所掠夺,后再度流落民间。上世纪50 年代,收藏该砚的主人将其卖给一位姓邓的先生,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得知后立即买下此砚,后再转让给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最终落户广东省博物馆。(丰志宣)
  (来源:中国商网—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

2016年1月19日 星期二

契丹色彩浓郁的辽代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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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挂件随身挂件捍腰残破捍腰残破契丹玉器——熊契丹玉器——熊交颈鸳鸯交颈鸳鸯架鹰官架鹰官
  辽代的玉器虽然是中国传统玉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具有自己很独特的特色,这与中原传统色彩浓厚的玉器有很大的区别。对后金、元乃至明清、现代的玉器,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 于宝东
  契丹族及其生活
  据北魏的魏书记载,契丹民族是东胡的一个分支,在汉代时期,北方草原有两个大的部落民族,靠近西侧是匈奴,靠近东侧是东胡(因其在匈奴的东边,所以称之 为东胡)。契丹是匈奴的一支,东胡灭匈奴之后,将契丹并入到东胡中。后来,契丹演变成鲜卑族宇文部的部支。到了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将族群 分成两个部落,其中一个属于正统契丹族,即契丹皇族,姓耶律,另一个则冠潇姓。到了1125年,契丹称为“辽”。
  辽是在契丹族为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王朝,因此,在辽代,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体现出以契丹族为主体的民族特点,因此辽代的玉器也有“契丹”的特点。关于契丹族的 历史记载很多,但是到了金代以后,契丹族突然消亡了,关于这个部族的去向始终是个谜。到了1922年,几个意大利传教士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了一个碑,碑 上的文字既像汉字又不像汉字,这些外国人称其为“天书”,经学者考证发现,这些字就是潇氏的契丹民族所留下来的“契丹大字”(契丹民族创造了两种文字:契 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从那时起,辽史的研究才被提上日程,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大批辽代墓葬的发现以及大量辽代文物的出土,这成为契丹民族创造的缩 影。
  辽代玉器与“四季捺钵”
  契丹人属于草原上的民族,以车马为家。据说,当时辽代的皇帝每年在京都所呆的日子总计不超过一个月,其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围着自己的都城巡游,这种巡游的形式被称为“捺钵”。契丹族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期基本没有什么玉器,然而玉器的产出都集中在辽代,玉器的出产率极高。
  游牧、渔猎是靠近东北的少数民族重要的生活方式,皇帝的四季捺钵(即行营、宫帐)便由此而来。由于是马背上的民族,因此契丹人喜欢将马匹装饰得十分华 丽,这是该民族特有的做法,也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他们用玉器将马的全身都要进行装饰,从辔头、嚼子到马鞍,甚至是马匹上的任何一个物件,都 是由玉器装饰,这也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没办法做到的。
  那么,什么是四季捺钵?顾名思义就是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和冬捺钵。春捺钵, 即每年春天正月上旬至四月中旬“春尽”,皇帝要到长春州(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塔虎城)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松花与嫩江河流后的 松花江)捕鹅、钓鱼、召见女真首领。狩猎时,要求士兵统一着装,手持流星锤、刺鹅锥,站在江边,当看到天鹅飞过来时,士兵便告知皇帝做好准备。天鹅本身飞 得又低又慢,当听到江边的锣鼓声响时,会因害怕而越飞越高,士兵中的架鹰官,将鹰递给皇帝,由皇帝将鹰放出去。鹰飞行速度极快,直奔鸟儿头顶,使鸟儿越飞 越低,慢慢落到江边,官员们争抢头鹅,第一个捡起天鹅的人会得到奖赏。据辽史记载,宰相张仁杰因捕获了头鹅而加官晋爵,连升三级。皇上则用“头鹅宴”大宴 群臣。夏捺钵,即每年四月中旬至七月中上旬,在永安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凉径和炭山(今河北省独石口西北)的凉殿进行避暑、议政。秋捺钵,是从每年 七月中上旬至十月,在庆州(今内蒙古林县)伏虎林,射鹿、射虎、召见各部落首领。冬捺钵,是指每年的十月至正月上旬,皇帝在永州广平淀(位于西拉木伦河与 老哈河合流之处的平原)避寒、议政。
  辽代玉器中,白色玉器较多,这与辽代四季捺钵有关,其中春水玉、秋山玉就是根据春捺钵和秋捺钵得来的,此外,在辽代制作的玉器中,也有训练海东青的架鹰官的形象。
  辽代玉器的造型工艺与中原传统玉器
  契丹族近1000年的历史,可是玉器几乎全部出自辽代建国以后。玉器大多来自墓葬、塔基(塔底的地宫,有很多金银玉石,辽塔基有8处)、遗址、窑藏(朝 阳北塔以及蓟县独乐寺)。墓葬,据统计,在2009年时,出土近70处辽代墓葬,根据分析,这些玉器几乎全部出自契丹贵族墓地,因为首先契丹贵族墓与汉人 贵族墓在墓志铭上是有区别的,其次,契丹的平民墓不见玉器。整个辽代玉器几乎就是契丹人的玉器。比如,在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墓中,出土了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 玉器,在吐尔基山辽墓彩棺的棺木中,也有少量的玉器,而金银器居多。
  辽代玉器的种类分为和田玉类、玛瑙类、水晶类、琥珀类。其中琥珀非常多,几乎都是红色。据说,用金珀制成的物件时间长了会慢慢变成红色,因此,专家认为,辽代的琥珀都是用金珀制成的。
  契丹人在制作玉器初期,都是模仿汉人的制作造型。造型分为几类,第一类是龙、凤、盘、碗之类的传统造型,都是汉人所用的东西,契丹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很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外国人”,也是炎黄子孙,他们对于祭祀之类的事宜都与传统基本相同,但用于祭祀的玉器却与传统差别很大。比如,传统捍腰通常是铜 质金质的,而契丹出土的则为玉质捍腰,仅此一件,出土于契丹皇室娘娘之墓。还有用于佛教徒佩挂的璎珞,契丹出土的璎珞与普通璎珞不同,在挂件中间多出一些 类似小管一样的东西。再比如,双龙、双凤、双摩羯这种小挂件,是契丹独有的样式。坐龙,则是模仿汉人的传统物件造型制作的。
  第二类是草 原生态造型(飞禽走兽、渔猎之类)。这些都是与本民族生活休戚相关的,极具契丹特色。比如玉质“交颈鸳鸯”,这是典型的契丹文化造型,除了玉的还有琥珀 的,甚至还发现了青铜的。鱼形的挂件和熊形挂件,鱼看上去非常肥美,熊看上去胖胖乎乎,但都比较死板、简单,这显示了辽代追求简单的特点。
  第三类,佛教题材。佛教在辽代非常兴盛。众所周知,北魏时期的佛教比较兴盛,然后就是唐代,可是从出土文物上看,辽代的佛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在 耶律阿保机时期,建立了辽代第一个寺庙,到了辽圣宗、辽景宗时期,对佛教的信奉一发不可收拾。据当时记载,辽代的人口有1000多万,其中僧侣占 3.6%,此前在北宋时期,僧侣人口达到0.92%时,国家财政已经很难承受了,由此说明辽代人对佛教的崇拜。每年,皇帝皇后也要给僧侣寺庙赠送土地物资,仅请僧侣吃饭就要花30万两黄金。比如飞天,辽代是最早被发现出土飞天的,目前已经发现5处出土地点。再比如,此前说过的璎珞。
  第 四类,马具造型。“契丹鞍马甲天下”。一套马具,装饰了300颗和田玉。在驸马墓中发现了大量玛瑙玉器的马具。后来,在中原人的马具上也会发现一两颗用玛 瑙或玉石点缀的物件,但是这种成套成组的玉质马具,只有契丹人有。第五类,胡人造型,即“外国人”造型。这在契丹玉器造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是契丹特有的 造型。比如“胡人驯狮纹琥珀佩件”就是典型的契丹造型。此外还有圆雕类、片雕类等。辽代玉的片雕,最大的特点就是成对出现。辽代玉器最大特点就是等级与身份的象征。撰文 整理 白颖文 摄影 臧楠
  来源:天津日报

顺治年铜钱背后的延字代表制造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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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背“延”字钱为顺治三年六月开铸于陕西延绥镇钱局(今陕西榆林市西北)。据史书记载,榆林镇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最初只是绥德卫的一个屯所。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置榆林卫,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巡抚都御史余子俊重修榆林城后,把镇治移驻榆林。自成化九年之后,又经成化、弘治、正德三次较大规模的扩建之后,才最后定形,地方史书称这三次拓展修筑活动为“三拓榆阳”。
  到了清顺治三年六月(1646年),榆林改称延绥镇,并设钱局鼓铸顺治通宝背“延”字钱。顺治十一年正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查明停减炉座铸本钱息事本”里明确提到:“延绥钱局顺治三年六月开铸,搜罗废铜并动兵饷办买,铸出制钱搭放兵饷。”这一记载成为研究顺治时期延绥局铸币始末的主要证据。
  根据记录,延绥局从顺治三年六月开铸到顺治四年四月停,总共铸造了10个月,之后再未开铸。顺治背“延”品种虽多但均少见,颇受钱币收藏者的追捧。延字钱有背穿右“延”、左“延”和上“延”三个大类,每个大类又分诸多分版。顺治背右“延”存世极少,其面文有“瘦页狭治”版、“阔缘小字右户”版(图1)和“右同”版(图2)三种。“瘦页狭治”版,其面文与顺治通宝光背“瘦页狭治”版相同,“阔缘小字右户”版背右延为顺治右延中的标准版式,较其他版式的右延多。“右同”版背右延字钱为顺治右延中的少见版式,版式不固定,各有区别,且均存质疑。其真伪有待进一步考证。
  顺治通宝背左延(图3)是背延字钱中品种最多也是存世量最大的一类。通过面文来分主要有“阔缘右户”版、“右同”版和右户版三个主要面文版,其中又以“右同”版背左延最为复杂。值得一提的是顺治背“左延”是顺治钱中惟一背左汉字者,其余各局铸币均为背右汉字和上汉字。
  “阔缘小字右户”版背左延是背左延中最早的铸币,其钱体为“阔缘小字右户”版背右延直接改模翻铸而成。因为面文和形制均与顺治背阔缘版右户相似,因此而得名。该版在顺治背左延中最为少见,且仅此一版。
  顺治背“上延”传世的顺治背“延”字钱中惟独不见背上延的踪影。近年来仅见一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其面文书法和铸造工艺均与顺治通宝背上临钱别无二致,疑为顺治背上临钱直接改刻而成。要确定真伪还需新的背上延钱发现。难得的新发现顺治“阔缘小字右户”版背左延是近年来发现延字家族里的新品种。(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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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截图20151216151354图3
  (来源:中国商网—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