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1日 星期日

古董衣櫃怎樣保養修復


黃花梨老衣櫃 網絡配圖黃花梨老衣櫃網絡配圖
黃花梨衣櫃、紫檀衣櫃、老紅木衣櫃……不同的木材造就了不同的價格,隨著漫長歲月的流逝,古董衣櫃的價值遵循著“物以稀為貴”的原則上升著。 然而,時間同樣是古董衣櫃的一大殺手,若不妥善保養修復,衣櫃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
1、按“原樣修復”和“修舊如舊”的原則要熟悉所修衣櫃的年代、背景,盡量保證使用原來的材料和傳統工藝,按原來的大小修復,達到恢復原汁原味的目的。 其形式特徵、製作手法、構造特點和材料質地等,都不能隨意拆改、加減,必須保持原物的原貌和完整性。
2、嚴格控制溫濕度當室溫超過30℃、相對溫度高於70%時為
高溫高濕,這時易滋生黴菌、害蟲等,
並使其生長繁殖速度加快,加速了對古董衣櫃的侵蝕及污染,各種化學反應速度也會因高溫高濕環境而加劇,使各種腐蝕過程加快。 此外,溫濕度的變化還會引起木材的濕脹乾縮現象,導致木質古舊家具乾裂或變形。 所有日常應該嚴格控制好室內的溫度,避免衣櫃的損壞。
3、有針對性的修復凡傳世在大富人家一直沿用的用珍稀木材製成的名貴衣櫃,如其外觀狀態良好,應較多留下包漿;如殘破缺損,除在腿足、頂底、背面等衣櫃隱蔽處保留些自然風化之“舊”外,應適度恢復其原始之精美工藝,並還原其名貴木材的美麗天然紋理和質地,如:紫檀的深沉肅穆、黃花梨的明快亮麗、楠木的文靜不喧、鐵力木的蒼勁古樸、烏木的細膩滑潤等特色;且在保證其結構牢固端正的前提下,對榫肩結合處不必苛求嚴絲合縫,因為結構處適度的鬆弛現象正是家具年代久遠的見證,也是木材乾縮濕脹固有特性的體現。
4、補漆補色對於披麻掛灰、描金彩繪的大漆衣櫃,其價值全在漆藝繪畫。 可對其殘損較大的漆皮進行補漆補色,但對於已失金褪色的漆畫,原則上則不應去描補,應保留其殘缺美與虛幻美的觀賞價值。
來源:姑蘇晚報

張學良家50餘件藏品亮相:趙四小姐素顏照首曝光

 華商網

張氏帥府外景張氏帥府外景趙四小姐素顏照趙四小姐素顏照趙四小姐素顏照趙四小姐素顏照
高寒冰孫海
張學良與趙一荻的愛情故事,曾經是世人眼中一段充滿浪漫和悲情的傳奇,作為女主角,趙一荻的美貌、智慧和對愛情的追求,鑄就了趙一荻“民國女神”形象。
昨天,瀋陽張氏帥府博物館將不久前拍賣獲得的50餘件張家藏品,包括於鳳至與子女間往來信件、趙一荻藝術照,以及曾擔任張學良的飛行員、私人助理的美國人海嵐里昂的軍服、胸章等,其中趙一荻的三張素顏生活照,讓帥府博物館工作人員也連稱沒想到。
50餘藏品均首次面世
海嵐里昂是一名來自美國的飛行員和記者,1934年來華,成為張學良私人飛機的副駕駛、機械師。 他親歷了西安事變,在張學良被監禁期間,成為趙一荻及其幼子張閭琳的私人保鏢、監護人和財務經理。 作為張家最信任的朋友,一直與張家保持著密切聯繫。
此次拍賣獲得的藏品,多為海嵐里昂收藏,被其後人在美國拍賣後,又流到國內,在中國嘉德2015年春季拍賣會上拍賣。
藏品中,有多封張家的私人信件。 瀋陽晚報、瀋陽網記者在張學良大女兒張閭瑛寫給於鳳至的一封信中這樣寫到:“報紙沒有寫我爸爸的事情,只是說楊虎城也想與中央合作了……”也許是受了多年英國教育的緣故,張閭瑛的信中,漢字夾雜著英文,像極了後世曾經流行過的“港式英語”。
張學良二子張閭玗在信中,暱稱母親為“胖媽”,在這封寫在西安事變後,於鳳至從英國返回國內的信件中,張閭玗不忘提醒於鳳至“一定給我三百鎊買汽車”。
信件中,還有一封全部是用英文書寫的,是在西安事變後的1937年1月27日,趙一荻在浙江奉化寫給於鳳至的。 信中告訴於鳳至張學良一切安好,並且談到安排於​​鳳至回國情況。
西服款军服的徽章西服款軍服的徽章
此外,本次還展示了海嵐里昂的黃綠色西服款軍服:軍服胸前別有12枚徽章,其中1936年海嵐里昂在陝西西安出入西北剿總司令部的出入徽章、寫有篆字“張”的紅底張家專用胸章均為首次發現,彌足珍貴。
“女神”的素顏照
藏品中有多張趙一荻的照片,其中三張素顏照不僅是首次面世,更是顛覆了此前趙一荻在人們印像中的大家閨秀形象。
據帥府工作人員介紹,三張照片拍攝日期應該是在1939年前後,當時趙一荻旅居香港,並曾前往東南亞遊歷。 照片拍攝者即為海嵐里昂,當時作為趙一荻及其幼子張閭琳的私人保鏢、監護人和財務經理,海嵐里昂一直照顧著張學良的家人。
西安事變後,於鳳至和趙一荻輪流陪伴在張學良身邊。 在趙一荻寫給於鳳至的一封信件中,提到自己不擅長理財和管理家庭,希望與於鳳至互換位置,讓於鳳至來管理家庭,她自己去陪在張學良身邊。 對於時年不過30歲的趙一荻來說,這樣簡單的言語,蘊含著的,是對愛情的一往無前和忠貞。
對於兒女的管理,趙一荻也頗有見地,在一封寫給於鳳至的信中,她提到於鳳至給孩子每個月的生活費500鎊太多了,不利於孩子健康成長。
博物館工作人員表示,這些藏品極大豐富了博物館的館藏,對研究西安事變前後張學良家眷、子女情況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填補了博物館館藏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
來源:瀋陽晚報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自在翁畫作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自在翁畫作

2015年5月30日 星期六

台北故宮書畫珍寶梳理范寬傳續脈絡

 大洋網-廣州日報

范寬 《溪山行旅圖》范寬《溪山行旅圖》
廣州日報訊(記者劉麗琴攝影報導)7月1日至9月29日,“典範與流傳”范寬及其傳派特展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展覽展出《溪山行旅圖》、 《臨流獨照圖》等范寬作品及歷代畫家摹作共四十五幅,依作品性質,劃分為“溪山行旅圖的傳續”、“范寬的傳承作品”、“范寬畫風的影響”三類,系統地展示了繼范寬之後、歷代畫家的同名摹作,以及學習范寬“雨點皴”、“礬頭密林”等技法的作品,梳理范寬風格的傳續脈絡。
從繪畫層面而言,台北故宮的鎮院三寶即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和李唐的《萬壑松風圖》三件宋代名作。 《溪山行旅圖》堪稱三寶之首。 它是存世係於范寬名下的山水畫中,最受肯定的真跡,被譽為“宋代繪畫第一神品”,是中國古代山水畫的巔峰之作,自誕生以來影響了古今眾多畫家。
打開《溪山行旅圖》,一座大山矗立眼前,范寬以雄健、冷峻的筆力勾勒出山的輪廓和石紋的脈絡,濃厚的墨色描繪出秦隴山川峻拔雄闊、壯麗浩莽的氣概。 山底下,是一條小路,一隊商旅緩緩走進了人們的視野——給人一種動態的音樂感覺。 驢隊鈴聲漸漸進入了畫面,山澗還有那潺潺溪水應和。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這就是詩情畫意。
和山水一起映入人們眼簾的,還有不少收藏者的題款,這些題款成了揭開名畫流傳千年的唯一線索。 《溪山行旅圖》問世後,曾經被不少人收藏,後來北宋徽宗將其收入宮中,並錄入《宣和畫譜》。 北宋滅亡後,皇宮裡的大量珍寶繪畫開始流散於民間,《溪山行旅圖》便是其中之一;明代初年它被收藏在宮中,後來流入民間,大鑒賞家董其昌觀後在詩塘上題字;清初經收藏家梁清標之手,轉入乾隆皇帝內府;上世紀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將紫禁城的珍寶分批南遷,這其中也包括《溪山行旅圖》。 最終,此畫落腳在台北故宮博物院。 《溪山行旅圖》雖流傳有序,但來自畫家本人的證據,人們卻一直沒有找到。 直到1958年8月5日,台北故宮的書畫專家李霖燦在畫面右下角樹叢中發現了畫家的簽名,才更加確認《溪山行旅圖》出自范寬之手。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山泉洩百丈畫作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山泉洩百丈畫作

2015年5月27日 星期三

《宋人摹郭忠恕四獵騎圖》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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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摹郭忠恕四獵騎圖》《宋人摹郭忠恕四獵騎圖》第一騎第一騎第二騎第二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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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摹郭忠恕四獵騎圖
絹本手捲
出版:《嘉德二十年精品錄古代書畫卷一》P54-57,故宮出版社,2014年。
著錄:
1.《石渠寶笈初編》卷六,《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第一冊P626,上海書店,1988年。
2.《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 賞溥杰書畫目》第九頁,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4年。
39.5×192 cm 約6.8平尺
我國北方廣漠的草原,古代有不少游牧民族生活其間,特別在五代以後,契丹等族的領地擴張到長城以內的廣大地區,和中原政權時戰時和,胡漢民族間的接觸和交流更為密切。 他們的生活和形像也在繪畫中得到表現,從唐末起“番族”成為富有特色的專門的題材,現存宋人摹本《四獵騎圖》便是屬於此類作品。
第三骑第三騎
第四骑第四騎
《石渠宝笈》卷六《石渠寶笈》卷六
《四獵騎圖》原藏清宮,《石渠寶笈》第六卷著錄,絹本設色,表現邊地民族行獵中的情景,畫家並未簡單地畫其馳馬打獵,而是別出心裁地表現人物行獵中的種種神情儀態。 開卷一人正執弓纜轡騎馬而行,他興致勃勃地仰面前視正奔向獵場,第二騎貯立於青鬃馬旁,一手架鷹,另手作調理之狀,作著獵前的準備,馬的馴服與人物注視獵鷹的眼神表現的頗精妙入微。 第三騎繪獵手騎在馬上仰望天空若在搜尋獵物。 馬四肢直挺作靜止態,人物鬍鬚、皮帽上的紅纓及馬之鬃尾均在風中飄拂,取得靜中有動的效果,從而加強了畫面的生動性。 第四騎的馬上掛著獵得的黃羊等物,獵手手拿箭桿檢視,若在準備下一次捕獵活動,那一眼睜一眼閉的的神情及馬獵後疲憊之狀刻畫的令人擊掌叫絕。 全卷由四拼絹片組成,可知原來應為冊頁,後來改裱成捲,然就現狀感覺而論,彷彿四騎在同一廣闊之荒野上行動,擴大了空間,行獵過程隨著時間的流動逐一在畫面上呈現,從這一點看改造是成功的。
款识款識
此圖畫風質樸,描繪細膩,設色古雅,形象服飾均表現地一絲不苟,呈現出鮮明地宋畫風範,但在線描和渲染上猶可見臨摹的形跡。 畫中無款,僅在開卷處題有“宣和二年三月休日宋右丞郭忠恕筆意”十六字。 按郭氏生活於五代至北宋初年,在後周及宋初曾任國子書學博士、國子監主簿。 他學問廣博,通文字學,擅書法,尤精繪畫,以山水界畫最為擅名。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其《雪霽江行圖》,上有宋徽宗趙佶題簽,應是可靠的真跡,但畫風與此圖不類,畫史文獻上從未見記載其番騎類作品,且郭亦未任過右丞等高職。 從題材畫風分析,此圖卻未必與郭忠恕有任何關涉,假託其名是為了提高此畫的身價,是古代繪畫中常見的手段。 但這並不損害此畫之價值,五代兩宋之際番騎是畫壇上新興起的題材,據畫史記載精於此道的畫家僅有數人,如契丹族之胡瓌、李讚華,曾在北方邊地區生活的王仁壽、張戡、高益等。 其中最為突出者為契丹人李讚華,原名耶律突欲,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之長子,曾隨其父征服渤海國,被任命為東丹王。 後因受其弟耶律德光(遼太宗)排擠渡海投奔後唐,賜名李讚華。 他精通漢文化,專門擅畫邊地民族人物,“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戈挾彈,逐年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瑰奇”(《宣和畫譜、番族》 ),畫馬“骨法勁快,不良不駑,自得窮荒步驟之態”,當時“凡邊防戍及榷易商人,嘗得讚華之畫,工甚精緻,至京師,人多以金帛質之”(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 可見其受到人們的稱譽並在中原流傳,宋(宣和畫譜》著錄收藏作品十五幅,亦皆為表現遊獵題材。
《宣和画谱》卷八 · 番族 · 李赞华 元大德刻本《宣和畫譜》卷八·番族·李讚華元大德刻本
此畫寫邊地民族架鷹策馬行獵情狀,畫中人物“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瑰奇”,無疑皆為貴人酋長身份,精美的鞍韉服飾被真實而具體的描畫出來。 從中可見到李讚華番騎藝術在宋畫中的流風餘韻。 南宋時與女真建立的的金朝形成南北對峙局面,後期受到蒙古武力的嚴重威脅,在出使及邊地貿易中民族間交往聯繫更為頻繁,也從中對其生活有著更多的了解,此畫所繪邊地人物並非同一民族,應出於南宋時期畫家手筆,畫中形像地記錄了邊地民族的生活情狀,畫風嚴謹,其衣冠器械,均可按圖而考,具有相當歷史價值。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南宋人畫《騎士獵歸圖》冊頁一方,曾託名趙伯驌,系南宋佚名畫家的作品,繪畫水平頗高,畫中人馬形象與此卷之第四騎悉同,可見系出於同一祖本,只是缺其它三圖,亦可顯示此種番騎圖為當時收藏家所珍視。 此一時期表現番騎的繪畫作品遺留至今數量甚少,所以此畫頗值得重視。
《宋史》本纪 · 理宗 · 五《宋史》本紀·理宗·五
何梦然题本幅何夢然題本幅
“清虚玄妙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清虛玄妙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嘉慶御覽之寶”
“养心殿鉴藏宝”、“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御书之宝”(半印)“養心殿鑑藏寶”、“石渠寶笈”、“乾隆御覽之寶”、“御書之寶”(半印)
《四獵圖卷》在南宋末年經何夢然收藏,畫卷上題有“月精鞍轡,天賜橫行。弧兵戰戢,氛埃廓清。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太子賓客同提舉編修開國公何夢然”字樣。 據《宋史理宗紀》載景定二年(1261)“冬三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則何氏題字收藏當在此以後,當時宋蒙戰爭已處於相當緊張狀態,由於賈似道的專權誤國及朝廷的腐敗無能,在此以後僅十餘年臨安即被元兵攻陷,南宋政權覆亡。 此後畫卷長期流落民間,至清代乾隆年間始收入宮廷,畫上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養心殿鑑藏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印章,乾隆時曾詔命丁觀鶴臨摹,(丁氏摹本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 《宋人摹四獵騎圖》於1922 年被溥儀以賞賜溥杰名義盜運出宮,後流往國外,顛沛七十餘年後又重回祖國,也是非常慶幸的事。

天壽《翠石雙雀》:對弟子的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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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1897-1971) 翠石雙雀潘天壽(1897-1971)翠石雙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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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1897-1971) 翠石雙雀
紙本立軸1964年作
出版:
1.《浙江書畫名家錄》P84,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年。
2.《西泠情愫》,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
備註:高冠華上款。 高冠華(b.1915),江蘇南通人,1940年畢業於國立藝專並留校任教,潘天壽先生入室弟子。
96.5×45 cm 約3.9平尺
出版物封面出版物封面
入室弟子高冠華
高冠华 高冠華
局部一局部一
高冠華是潘天壽的入室弟子, 其青少年時期靠在裱畫店目識心記、頑強自學走入中國畫門徑,後以插班生考入杭州藝專。 抗戰後,高冠華成為潘天壽在國立藝專實行教學改革後的第一屆國畫系畢業生,並被破例批准留校擔任本科生班的教師。 高冠華得到了潘天壽,徐悲鴻,豐子愷等前輩鼓勵。 潘天壽題畫贈送高冠華,自是對於這位得意門生的契重和獎掖,而畫面中爭鳴的雙雀,寄寓了師長拳拳的希望。
“虛心”求突破
1964年的潘天寿1964年的潘天壽
《潘天壽書畫展》在香港展出。 潘天壽在《自述》中回憶道“ 一九六四年,全國美展,我也作了六幅創作參加。”然而因為政治水平的原因,配合的技巧不適合,以致客觀效果未能得到觀眾的期望,而未能入選。 “這是我各方(面) 能力限製造成。因之心裡也頗傍徨,也很心急,因曾刻未能陳言務去的圖章以為警(示)”。 從創作動因上講,他此幅畫作雛鳥,也是希望能夠獲得藝術技法上新的發展。
事實上,潘天壽此時在繪畫上已經獲得的巨大的成就,而“虛心”正是其不斷自我要求與突破的成長點。 1963年大型畫冊《潘天壽畫集》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共收作品84幅。 1964年十二月,潘天壽赴京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盛期的作品
局部二局部二
文革前的十年是潘天壽個人創作全面繁盛的十年,《靈巖澗一角》、《小龍鍬一截》、《雨後千山鐵鑄成》許多重量級的成果都在這一時期問世,並隨著時間推移達到頂峰。 其最主要的理論建樹《聽天閣畫談隨筆》(1960年)也在這一時期完成。 作為“新國畫運動”的旗手,潘天壽在這一時期創作了許多以山水畫、花鳥畫為核心的作品,找到了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畫面中“造險”與“破險”技法。 畫面正中一塊巨石,奇崛、孤兀,呈不規則矩形,幾乎填塞了整個畫面,不過石塊上的雙雀和石下的野草又平衡了畫面,不僅使畫面轉危為安,且獲得與眾不同的新奇意境。 矩形石塊與以圓渾為主的雀鳥之間體塊的關係,構成形式上的對比,野草、苔點與石塊亦構成大與小的對比,各種對比在​​構圖上形成一種張力,使簡單的畫面呈現出豐富的視覺效果。
擬個山翁畫法
八大山人 鸟石图八大山人鳥石圖
畫法上,石塊以線條勾出,力道雄健,表現出堅硬的質地,石面不加皴擦,以淡赭石敷染,以墨點點苔。 石上的兩隻雀鳥姿態各異,這種全身通黑,略加留白,黑白相映的造型源於八大,有稚拙之趣。
以線為主、書法用筆入畫,構圖概括簡約,風骨遒勁,與八大山人頗有相似。 其趣味性的物象描寫,“奇”與“險”的構圖特徵,傳遞著情感,表達著精神氣節。 用筆精煉而果斷,霸悍而有控制,剛直、雄健、老辣、凝練,沒有了古代文人畫的荒疏野逸而保存了雅緻,帶有現代的積極樂觀,同時又多一份沉靜。 表現了現實生活中欣欣向榮的一面。
雷婆頭峰壽者
局部三局部三
潘天壽以“雷婆頭峰”署畫時間段大約在1959年至1966年,而又以1961年以後署款最為頻繁。 由於這一時期畫作水平最高,“雷婆頭峰壽者”也成為他許多代表作的款署,《雁蕩山花》、《雨霽》等一大批堪稱經典的畫作均署此款。
雷婆頭峰只是潘天壽的故鄉--浙江省寧海縣回浦鄉冠莊附近的一座小山。 相傳雷婆婆曾在此降妖伏怪而得名。 雷婆頭峰貌不驚人,唯有山頂的一片亂石群巍峨崢嶸,蔚為壯觀。 潘天壽在家鄉度過青少年時代,他和夥伴們常去雷婆頭峰踏青遊玩,家鄉的青山秀水哺育、熏陶了他的藝術靈性,他曾風趣地說過,他就是雷婆頭峰的一塊石頭,不言而喻,以“雷婆頭峰壽者”自號,也寄託著他熱愛故土的深摯感情。

2015年5月26日 星期二

吳昌碩重要手捲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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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1844-1927) 行書自作詩手捲吳昌碩(1844-1927)行書自作詩手捲
Lot1021'暢懷——歷代書法夜場'
吳昌碩(1844-1927) 行書自作詩手捲
紙本手捲1896年作
備註:此卷為吳昌碩為其次子吳涵所書。 吳涵(1876-1972),字子茹,號臧堪,通六書文字,善書畫、篆刻,精鑑賞。
來源:1986年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Lot98。
29×285.5 cm 約7.5平尺
一卷書法流露出拳拳父愛
匡時春拍“暢懷——歷代書法夜場”推出一件吳昌碩《行書自作詩手捲》,此卷是缶老寫給其次子吳涵的一幅書法佳作,筆意情深,揭開了一段缶老家庭的溫馨往事,使我們看到了缶老作為父親風雅溫情的一面。
吴昌硕与家人合影吳昌碩與家人合影
缶老的家教:最重詩詞與文字
吳昌碩初配夫人姓章,新婚不久即於兵亂中死於飢病,後於29歲時續聘菱湖施氏夫人。 二人育有子女六人,長子名育,字半倉;次子名涵,子子茹;第三子名楚,幼殤,從鄉例不列排行;三子邁,字東邁;更有二女,長女幼殤,佚名,次女名丹姮,字次蟾,為東邁妹。
吳昌碩早年的生活是飽經憂患的,17歲時因兵亂隨父出逃,甚至有過幾乎餓死的苦痛經歷。 這一段流離失所的生活使吳昌碩失去了不少骨肉至親,這使他更懂得家人子女的可貴,所以吳昌碩成家後的家庭生活是溫馨而和睦的。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這位以畫風豪邁凌厲著稱的藝術巨匠,在面對子女時,卻表現出更多的深情和溫厚。
和大部分傳統文人一樣,吳昌碩性耽吟詠,作詩頗多。 他的詩有一種生拗、老辣的風格,往往硬語盤空,戛戛獨造。 文字之學作為書學的基礎不可或缺,也是那一代文人中頗為風行的科目,所以以石鼓書法和篆刻擅場的吳昌碩在對子女的教育中,便非常重視詩詞和文字之學。
吴昌硕与次子吴涵(左一)及王一亭等人合影吳昌碩與次子吳涵(左一)及王一亭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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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溫情的慈父:教子、作畫、吟詩
長子育自幼聰明伶俐,昌老就教他讀書習字,親自批改其詩作。 可惜吳育卻在十六歲時夭折了,吳昌碩悲痛萬分,哭之以詩:“寒日東風吹郭門,孟郊哭子淚潛吞。一千日醉謀之酒,十六歲憐飄汝魂。……”
次子涵及三子東邁,也能克承家學。 對於古文、金石、書畫、篆刻都能繼承乃父之風,有所發揚。 我們如今所見的這個手捲,便是吳昌碩在中年時寫給吳涵的,內容是吳昌碩那一段時期的一些詩歌作品。 可能是為了給吳涵示範行書的筆法和章法,也可能是讓其學詩,又或者只是單純的興之所至,送給兒子一個雅緻的禮物,舊日情景雖不能重現,但那份父子深情卻依然在這些筆劃瀟灑的運行中發散出來。
在一則畫跋中,吳昌碩寫到:“除夕不寐,挑燈待曉,命兒子檢殘書,試以難字,徵一年所學,煮百合充腹……雄雞亂啼,殘蠟將盡,亟呵凍寫圖,吟小詩紀事,詩成,晨光入牖,爆竹聲砰然……”。
教子、作畫、吟詩,在吳昌碩看來,都是風雅而溫情的事情,一個文化家庭的除夕之夜,就在這樣溫情中緩緩度過了。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古瀑山水情畫作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古瀑山水情畫作

2015年5月25日 星期一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太古聽濤畫作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太古聽濤畫作

徐悲鴻精品《立馬圖》

 

徐悲鸿 立马图徐悲鴻立馬圖
徐悲鴻立馬圖
紙本設色鏡心
著錄:1、新加坡江夏堂、黃曼士、黃奕銘父子舊藏2、蕭平題詩堂。
尺寸:130×79cm 約9.2平尺
徐悲鴻畫馬,堪稱一絕。 他很喜愛馬,最早也是以畫馬聞名的。 他對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及動態,作過長期的觀察研究,經常在山鄉和有馬的地方對真馬寫生,馬的速寫稿不下千幅。所以他下筆時能做到“全馬在胸”,筆墨酣暢。 他早年流落上海時,曾畫了一幅馬,寄給上海美術館,得到主持該館的嶺南派畫家高氏兄弟的讚賞,說:“雖古之韓幹,無以過也”。 他早年在歐洲學習的科學求實精神上,嚴謹地掌握了馬的動態、結構、習性,經過千錘百煉,成功解決了筆墨和馬的塊面結構如何和諧一致的問題,得心應手地塑造出馬的形象,以表現他的審美理想,寄託他的愛國情懷。 此畫用筆精湛,馬的骨骼肌理表現得恰如其分,形體表現得十分強健而豐腴。 那凌空飛動橫掃出的馬尾及頸上之鬃毛,豪放不羈、氣勢壯闊,更顯出一股無往不前的強烈氣勢,氣勢磅礴,觀之使人備感精神振奮。 本幅作品是本場拍賣會的重量級作品。 此幅作於一九三六年,傾注了滿腔的愛國精神。 畫中之馬迎風而矗立,未有絲毫退縮之態。 構圖飽滿完整,筆墨肯定灑脫。 鬃毛飄然,體態勻稱,顯示著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氣概。 馬的頸、尾部以濃墨揮毫而出,墨的虛實變化再現出馬的骨骼結構與肌肉,筆力雄健,氣魄恢宏,形神俱足,正是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 悲鴻先生傑出的筆墨表現技法與嚴謹的西方美術造型功底在這裡得到完美體現。 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並存,是徐悲鴻先生不可多得的畫馬精品。 簫平為其題寫了詩堂。

2015年5月24日 星期日

齊白石《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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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枇杷 纸本设色 立轴 尺寸:173×48cm 约7.5平尺齊白石枇杷紙本設色立軸尺寸:173×48cm約7.5平尺
齊白石枇杷紙本設色立軸尺寸:173×48cm 約7.5平尺
枇杷古名蘆橘,又名金丸、蘆枝,與大部分果樹不同,在秋天或初冬開花,果子在春天至初夏成熟,因比其它水果都早,故被稱為“果木中獨備四時之氣者”。 齊白石為湘潭人也,對生長於那裡的枇杷情有獨鍾,因此,枇杷成為他筆下常見的題材,齊白石對此也是百畫不厭。 經歷了數十年的藝術探索,齊白石深知畫家必須能夠把握繪畫的個性特徵與精神所在。 力求深入表現枇杷的形神特徵。 他曾在教導學生時說,“枇杷梗要粗大,冬瓜梗要細小”,可見其平日觀察很仔細。 在構圖上,枇杷都集中在畫作的上部,碩果累累,果實用藤黃色揮毫而出,飽滿鮮亮,綴於枝葉之間;畫作的下方樹乾和葉子簡潔明快,枇杷的葉子以濃淡相間的墨色勾出,穿插間自有趣味,烘托出枇杷的生機。 此作以色彩飽滿,幹筆劃莖,濕筆寫葉,果實攢三聚五各有姿態,筆酣墨暢,揮寫自如,奔放奇縱。 雄健渾厚,造型簡練質樸,畫面生機蓬勃,具有強烈對比,衝撞觀者視覺,實為難得之作。 白石老人曾經說,枇杷果像黃金,但不能當作黃金來交換,不過,賣畫雖比不上賣黃金,卻勝過以文字乞食的文人,所謂“文人比較畫師貧”,道出了賣畫勝過賣文的感慨。 由畫枇杷想到畫家與文人的貧富比較,透露出他的一種怡然自足態度,這樣的畫外之意,耐人尋味,又是另外一種意境。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古松野嶺畫作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古松野嶺畫作

2015年5月22日 星期五

董壽平《紅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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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寿平 红梅图 纸本设色 镜心 尺寸:68.5×113.5cm董壽平紅梅圖紙本設色鏡心尺寸:68.5×113.5cm
董壽平紅梅圖紙本設色鏡心尺寸:68.5×113.5cm
約7.0平尺
啟功評董壽平——有目共知標格好
董壽平先生是當代畫壇的耆宿之一,他比我長八歲,忘年下交,對我的藝業促進很多。 董先生藝術天才極高,他的畫,下筆便那麼姿態靈俏。 沒見他長卷巨軸去硬摹古人成品,也看不出他有意追求某家某派的風格。 但在他的畫上,處處都不乖於古法,又不拘於古法。 他不譁眾取寵地標榜“與眾不同”,而在當今同時代的畫家作品中,卻又找不出雷同的痕跡。
董先生多年來最喜作蒼松和梅竹,梅花也有老幹新枝、繁花疏影的各種規格,我既喜歡他的密點紅花,也喜愛他的橫枝淡蕊。 因為它的繁密紅瓣,一望而知不是疏影墨梅尤其是我所欣賞的。 我曾題過一首詩說:“墨痕濃淡影橫斜,綽約仙人在水涯。有目共知標格好,這般才是畫梅花。”尊敬的觀者,如果對比來看,定知我的拙句不是“欺人之談”。
董先生畫墨竹,風枝雨葉,瀟灑自然,在畫竹的歷史中,一時找不出他是學哪家哪派,從文與可、趙子昂往下數,到夏仲昭、鄭板橋,都對不上口徑。 但他絕不是憑空臆造。 我常在他的墨竹作品前,遠看。 近看,總覺得枝枝葉葉是書法的點畫,而整體又是一片活生生的竹林,再看他提筆劃竹時,從粗干大葉到細小的疏枝,總是那一管禿筆,這使我更比只看畫面效果時倍加佩服。
他也常畫雲山,是黃山的景物,也和他的梅竹一樣,是黃山、是董老,而不是梅清、石濤或什麼別人。 他的書法,也正和他的畫風相似,這大概是由於固有的天賦。 他寫字時,總是提筆懸肘,看去像漫不經心地輕鬆揮寫,寫成了看,又處處都合乎草法。 點畫是那麼沉著,行氣和章法又是那麼勻稱自然​​。 不常見他臨寫貼文,但字字又都不是杜撰出來的。
他喜愛有兩人在對面懸空拉著一張大紙,他站在紙的左邊,懸著筆在紙面寫字。 我們知道,這樣寫字不但手不易穩,而且稍一不慎,用力略重,就把紙刺破。 他卻能一氣呵成,和在案上平寫一般。 據傳授這是清初王鐸常用的寫法。 王鐸是洪洞縣人,董先生大概在家鄉曾得過這種秘訣吧?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古瀑清泉泉畫作

南菁藝術鑑賞報─中國書畫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兼台灣分會主席王太田大師古瀑清泉泉畫作

2015年5月18日 星期一

李可染《井岡山》1.265億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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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國嘉德春拍大觀現場圖2015中國嘉德春拍大觀現場圖2015中國嘉德春拍大觀現場圖2015中國嘉德春拍大觀現場圖
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舉行的中國嘉德2015春拍“大觀•中國書畫珍品之夜”專場中,李可染作於1976年的《井岡山》以2800萬元起拍,經過幾十次的激烈競價,最終以1.1億元落槌,加佣金後成交價達到1.265億元,超過《韶山·革命聖地毛主席舊居》,創李可染在中國嘉德拍出的最高成交紀錄。
五十年代,李可染決心從畫室走向自然,遠遊寫生,積累素材。 至六十年代,李可染“採一煉十”,構圖日臻成熟,完成由景入境的集約昇華。 此幅《井岡山》創作於1976 年,是李可染為日本“唐人館”創作的名件;是李可染變“寫生”為“意構”,化“寫境”為“造境”的典範之作;亦是新中國革命聖地山水的經典巨制。
新中國山水畫領域的生髮—尤其是20 世紀50 至70 年代—所催生出的紅色山水畫,可以說是特定的知識性群體(畫家)對於建國後近三十年這一特定的時代範疇,最直觀、最純粹的思想反饋和文化記憶。 從某種程度上講,更是那個時期人民群眾心靈狂想的最佳圖像坐標。 紅色山水畫從題材上講,大致可以分為追憶革命歷史、再現政治事件、毛澤東詩意以及革命聖地山水四類。其中,“革命聖地山水畫”特指自20 世紀50 年代開始形成的狂熱朝拜“革命聖地”的文化情景,在藝術領域的視覺表現。
嚴格的說“革命聖地”在當時,更像是一個具有紅色意義的抽象符號。 具體到山水畫中,則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歷程中的一些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場所,比如韶山、南湖、遵義、井岡山、延安等等。 該題材的提出與逐步推廣,就其整個的起承轉合來說,大體從1949 年建國開始到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為其主要的發展時期。 其中1950 年代為醞釀期,1950 年代後半期至文革前夕為第一階段,文革時期為第二階段。 在文革時期,革命聖地山水畫因其題材的特殊性更容易避開政治因素的干擾,從而成為畫家創作山水畫常用的題材,李可染正是該題材最成功的探索者之一。
從時間上講,革命聖地山水畫為李可染反复創作,大約要到“文革”中後期。 “文革”開始後,李可染作為“反動權威”被剝奪了創作自由,關進牛棚;1968 年,由於審查不出其歷史問題,而被解放;次年又被召到北京飯店作畫,但不許落款署名。 1970 年四、五月間,李可染和許幸之、滑田友等一批老教授又被下放到湖北省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幹校;1971 年,因外交上的需要返回北京為外交部作畫。 1973 年夏,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趙浩生拜訪了李可染、吳作人等人,並根據採訪錄音,於香港在《七十年代》十二月刊上發表了李、吳等人評論齊白石的文章。 這篇文章亦即1974 年“批黑畫”運動的導火索,在該運動中李可染的《陽朔勝境圖》遭到批判,畫家精神遭到嚴重摧殘,更迷茫於山水畫到底該畫什麼,又該怎麼畫。 此時,一些喜歡書畫的軍隊老幹部,如陳英、魏今非看望李可染,說到“黑畫”的問題,他們建議李可染畫井岡山,畫扛槍的紅軍,畫紅旗,從而最大限度的避免政治因素對於繪畫的干擾。 也正是從此時開始,革命聖地井岡山成為了李可染經常畫的題材。
本幅《井岡山》作於1976 年,是畫家專為日本長崎“唐人館”創作的名件,曾著錄於1977 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美術》(日本東京華僑總會、長崎唐人館編)。 李松和萬青歷在梳理李可染年譜時,曾談到1976 年李可染有大幅《井岡山》贈與日本華僑總會,即為此幅。
1977 年,中國政府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由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與東京華僑總會在日本“唐人館”舉辦了中國書畫、陶磁展;該展召集了當時著名重要畫家繪製作品參與,並將故宮博物院所藏之陶磁名品送往日本展出,展後將整批作品贈予“唐人館”,以感謝該館對中日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 由於此展為國家於日本所舉辦之大型展覽,故參展的畫家無不精心繪製作品,如李可染創作了巨幅傑作《井岡山》、《漓江勝境圖》,吳作人則創作了歌頌祖國壯麗河山的《武夷山下》、吳冠中則以表現時代背景的《桂林早春》參加展出。 “唐人館”位於日本長崎,原為孔廟,建立於1893 年(明治二十六年),由居住長崎的中國人所建立,於1905​​ 年開辦學校於此。 1945 年,該館於長崎原爆中受損,故於1967 年重建,重建後不定期舉辦展覽,以宣揚中國傳統美術及文化為宗旨。
本幅《井岡山》豎幅構圖,陽光左照。 近景處作筆直雲松,松下畫軍民三組,紅旗三面;中景約佔畫面五分之四,寫瀑布飛流、蒼翠疊嶂井岡群峰,溝壑紋理排列肅整;又於中景處留白以示氤氳雲氣,蒼蒼茫茫,並向右生髮出遠山。 與畫家稍早的數幅《井岡山》相較,本幅最大的特點是在中景處明顯弱化了主峰與群峰的主次關係,群峰眾星拱衛主峰的態勢被以層疊堆壘的諸峰按遠近關係依次層疊排布的方式取代。 同時,近景雖於畫面所佔比例較小,卻明顯經過了悉心的拾掇,不僅注意以濃淡筆墨區分松樹的前後關係,甚至松間點景的三組人物也十分精心的對其動態和空間排布作了處理。 這樣的處理不僅保持了畫面的厚重感和體積感,景物的層次性和空間節奏也得到了加強。 文革後期,李可染大概連續創作有大大小小十幾幅“井岡山”,有《井岡山》、《革命搖籃井岡山》、《井岡山主峰圖》等不同題名,而所署創作年月則以1976 年居多,可見李可染對一個題材的反复斟酌與推演。 此幅《井岡山》最後選定送交東京華僑總會代表中國參展,後由日本唐人館收藏,相信一定是畫家非常滿意的一幅。
以本幅《井岡山》來看,“題材”沒有限制李可染山水畫藝術語言的發展空間,反而讓李可染有了“借題發揮”的機會。 所以,“井岡山”讓李可染又有了一次“神思遐接”,從“革命聖地”中拓展出去,將由題材所引發的“形”、“色”處置為種種意象,而將“筆墨意義”與“精神境界”視為根本。 猶如“新詩”,只是不受“格律”的束縛,同樣追求“音韻”與“意境”。

潘天壽《鷹石山花圖》2.79億元創藝術家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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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舉行的中國嘉德2015春拍“大觀•中國書畫珍品之夜”專場中,潘天壽博物館級巨制《鷹石山花圖》以估價待詢方式上拍,起拍價6800萬元,經過近一小時的鏖戰,最終以2.43億元落槌,加佣金後成交價達到2.7945億元,創潘天壽個人作品拍賣新紀錄。
整個競拍過程可以用驚心動魄形容:場內幾位買家和電話競投互不相讓,競價階梯也不停變化。 買家每一次的出價都十分謹慎,拍賣師幾次要落槌,又有買家加價,經近百輪競價,該拍品過2億,停頓近一分鐘後,買家開始以100萬的競價階梯你追我趕,迅速上升至2.13億,又經數十輪競價,最終場外電話委託以2.43億元競得,最終成交價高達2.7945億元。
潘天壽曾經說過:“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個人風格,要有獨創性。時代思潮可以有世界性,但表現時代精神的藝術作品,形式風格還是越多樣越好。”
文革前的十年是潘天壽創作的全盛期,在這相對平靜的十年中,潘天壽在舊傳統和新時代之間找到了可貴的連接點,創作出一批蒼古高華、沉雄闊大的國畫鉅作。 此幅《鷹石山花圖》是潘天壽60年代的博物館級創作,更是新中國美術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正如吳冠中所說:“潘天壽的繪畫是建築,他的營造法則是構建大廈的法則,他的大幅作品是真正的巨構,中國國畫家中,真能駕馭大幅者,潘天壽是第一人。”
新中國成立後,具體講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潘天壽進入了個人藝術創作全盛期,其作品氣象愈加雄奇。 事實上,由於“文革”之故,潘天壽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直至其逝年,藝術創作一直被擱置。 所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可以說是潘天壽整個藝術生涯最為輝煌的時期。 這一時期,潘天壽在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兩個方面,都有重量級的成果問世。 在理論方面,成篇於1960年的《聽天閣畫談隨筆》,可視為潘天壽數十年藝術理論研究的總結。 在具體的藝術實踐方面,其重要的藝術創作更是數不勝數。 按照黃專和嚴善錞的統計,在這一時期潘天壽共創作了近800幅作品。 山水畫《靈巖澗一角》、《記寫百丈岩古松》、《長松流水》、《小龍湫一截》、《雨後千山鐵鑄成》、《雁蕩寫生卷》、《晴巒積翠》、《暮色蒼茫看勁松》等等均創作於這一時期。
新國畫運動開始於上世紀50年代,特別是1954年以後,文藝界開始調整在創作中對待傳統的虛無主義傾向,在這樣一個相對寬鬆的客觀環境中,潘天壽進入到了藝術創作的高峰階段。 他的創造力在這個階段得到了徹底的釋放,實現了作為藝術家的抱負。 在前幾年思考的基礎上,以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後期創作的一批山水畫、花鳥畫作品為核心,潘天壽找到了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 這批畫的選景符合了自然的視覺習慣,設色明艷,以線造型為主,用筆剛直明確。 表現了現實生活中欣欣向榮的一面。 沒有了古代文人畫的荒疏野逸而保存了雅緻,帶有現代的積極樂觀,同時又多了一份沉靜。 表現題材更是不拘一格,任何生活中目之所及都可入畫。 作品所體現的意境也不再是舊文人畫家追求“出世”,而是關注自我的精神世界。 創作於六十年代的《鷹石山花圖》便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與《雁蕩山花圖》、《靈巖澗一角》等名件一樣,《鷹石山花圖》以潘天壽獨創的山水與花鳥相結合的創作圖式經營位置。 所寫內容,則由其花鳥畫中經典的鷹石、山花、野草等元素構成。 逾23平尺的巨大畫幅所外露的氣息,亦與傳統花鳥畫或柔媚或清雅的氣質迥異,而是突破了小花小草生長在庭院或供於案頭的單純狀態,弱化了人工雕琢的成分,更有意識地描繪了它們所處的自然環境,表現了處於純天然狀態的野花野草,增強了生活氣息。 所謂“荒山亂石間,幾枝亂草,數朵閒花,即是吾輩無上粉本”即為此意。
在《鷹石山花圖》中,潘天壽明顯弱化了濃淡墨色的對比,落墨最多的地方為交錯於巨石之外的墨葉。 仔細觀察,每一片葉子的墨色變化不大,而是盡可能統一起來,即便有些許墨色的變化,也並不是為了體現由濃到淡的空間變化,只顯示了塊面的層次區別。 同時,畫家並未著眼於景物間的過渡,而是於野花野草後面直接佈置以單純線條結構出的大塊岩石,並以淡赭渲染,強調的是一塊實在的岩石,而非可作虛化處理的空白,更拉近了視覺上的距離。 這種以線為骨架,平塗色彩的方式,是在有意識地加強“實”與“虛”的對比,亦即傳統畫論中所謂“計白當黑”的延展。 最後則是大量邊角的圖式運用,正方形的巨石從右側伸入畫面,只留下了左側和上面的狹長空白,作為主題之一的鷹立於巨石頂端邊角處,一枝野菊於右下伸出,題款、印章則整齊的列於畫面的左下角。 類似邊角元素的運用,在潘天壽成熟時期的花鳥畫中極為常見,觀者在欣賞作品時,目光在畫面上游移,而不是順著主體,由一點深入去看,或是只把注意力集中於主體。
綜上所述,《鷹石山花圖》以潘氏經典的滿幅構圖的框架結構佈局,以大的框架撐滿畫面,在平面中進行畫面空白的分割擺佈,並著意弱化了傳統中國畫一直強調的墨色對比。 儘管局部運用了很多邊角的處理,但從整體看,畫面的勢加上題款、印章的位置的安排,都呈“井”或“口”字的狀態,這要比傳統構圖的“S ”形、“之”字形更具平面效果。 追求畫面結構的平面性,亦是潘天壽花鳥畫構圖的最大特點之一。
巧妙處理色與墨的關係,著意色彩的運用,使色彩成為畫面中十分緊要的元素構成,是潘天壽50年代中期開始的花鳥畫探索中,最卓有成效的成果之一。 潘天壽的早期作品用色很少,偶爾論及用色,也是以對文人畫的黑白探討為主的。 在其《聽天閣畫談隨筆》中的用色一節,闡釋黑白的問題幾乎占到了一半,其他的也只是泛泛的對傳統色彩觀念的闡述。 對於色彩的重視,則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 以《鷹石山花圖》為例,畫面所見除黑、白之外,用色大約可歸納為青、綠、赭、紅、黃5種。 提亮畫面,活躍氛圍的兩組山花,分別以洋紅和白色加嫩黃分組進行。 葉子的處理,以色調作別,分以青、綠、紅分三組完成。 畫家早年常用的花青,變為了色重的石青,石青的不透明和亮度,使得畫面更加單純,植物的葉子先以墨線勾勒,乾後,再分組以不同深淺的石青平塗。 畫面右側的葉子以石綠調淡著色,用法大致與石青相同。紅葉的處理大約類似,只是葉面更大,平塗的意味更加明顯,更具點亮畫面的裝飾性效果。 本幅中,畫家依然保留了早年常用的以淡雅的赭色渲染石塊的手法,這是他塑造塊面的重要手段,又有意識地留出空白,以免畫死。 畫面中,山花和首尾環繞三組不同色調的樹葉構成了整個畫面色彩體系的第一個面,自右上蔓延至左下的墨葉是為第二個面,淡赭色罩染的巨石則為第三個面,三個色彩面依次以前、中、後三個層次巧妙的錯落排布,構成了作品完整的色彩譜系。 這種對於色彩細緻入微的考量和把控,一是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視覺裝飾性,更重要的則是與其滿幅的構圖模式相匹配,從而在追求平面性效果的同時,避免了單薄感的產生,使畫面增加了層次感與立體感。
與《雁蕩山花圖》、《靈巖澗一角》等潘天壽最具代表性的館藏級經典名作一樣,作為了解其成熟時期花鳥畫藝術體貌的重要參照標本,《鷹石山花圖》自成畫以來便為世之所矚,各方展覽、著錄前後計約二十餘次。 《鷹石山花圖》捨去了文人畫逸筆草草的隨性,在反傳統呼聲此起彼伏的大環境下,最大限度的將傳統養分與時代精神相結合,開拓出全新的花鳥畫創作體系。 作品的畫面構圖,色墨呼應,景物的主次、斜正、疏密、虛實、穿插等要素的考量均新穎大膽、嚴謹精道而自成法度,使之呈現出明顯的設計感、秩序感以及超越時代的審美趣味。

林風眠彌留之際寫下我要回家

 金羊網-新快報

林風眠 秋鶩林風眠秋鶩林風眠 《漁婦》 彩墨畫林風眠《漁婦》彩墨畫林風眠與吳冠中林風眠與吳冠中
簡介
林風眠(1900年11月~1991年8月),畫家、藝術教育家、國立藝術學院(現更名為“中國美術學院”)首任院長。 林風眠出生於廣東梅州市梅江區西陽白宮鎮閣公嶺村。
1991年8月12日,林風眠在走過幾乎與世紀同齡的漫長人生道路之後,在生命的彌留之際,請護士拿來紙和筆,顫抖地寫下了“我要回家”。 而自他19歲離開梅州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過家。
在飄搖風雨中,他遠赴法國深造,飽受西畫浸潤。 在他26的時候,受蔡元培盛邀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央美術學院前身)校長。 三年之後,再受蔡元培賞識與提攜,赴杭州主持籌辦國立藝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前身)並任院長,化育了天下英才。
僅僅就美術教育這一項,便足以奠定林風眠在中國現代美術史的崇高地位。
藝術軌跡
●1919年7月作為第六批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前往法國留學。
●1921年進入法國第戎國立高等藝術學院學習,後又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就讀。
●1924年5月才華在法國展覽上被蔡元培先生髮現。
●1925年回國後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兼教授。
●1928年再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國立藝術學院首任院長。
●1929年參加民國時期第一屆全國美展,並任評選委員。
●1937年4月參加第二屆全國美展。 在香港大學舉辦林風眠個人畫展,展出作品百餘幅。
●1946年在杭州藝專任教,常與傅雷、趙無極等人來往。
●1977年林風眠被獲准出國探親,並從此移居香港,直至逝世。
交往軼事
林風眠和傅雷
兩個性格孤僻、甘於寂寞的人,聚在一起就有說不完的話題,傅雷先生生前和林風眠有約,要為林風眠做傳,而且作了相當深入的交談。 但時代不讓他們實現約定,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1972年,古稀老人林風眠從獄中拖著千瘡百孔的身軀回家了,當他得知老友傅雷連同夫人朱梅馥不堪蒙冤早已雙雙離世時,他噙著淚水說:“他一個自尊自愛的人,是受不了這種侮辱的。”
自由談
廣東藝術家為什麼要走出去?
■蔡濤
(廣州美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談論林風眠和嶺南故土的關係,需要把他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那就是近代以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藝術形成的新格局。 這個新格局的形成,首先要歸功於開風氣之先的早期留日藝術家,尤其是“二高一陳”(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
高劍父並未將藝術理想局限於家鄉一隅
“二高一陳”遊學日本之後,以革新的眼光來看待西洋、東洋的近代藝術的可取之處,尤其是取法於日本畫的改革方案,來重新評價繪畫的可能性,展望“新國畫”的前景。 他們開創的“折衷”古今東西的方法,成就了當今畫壇的基本生態。
更晚一輩的藝術家,比如在美術教育領域佔據顯赫位置的徐悲鴻、林風眠,可以說都是承繼了這一開放性的格局,當然,徐、林二人,一個強調古典路線,一個強調現代主義,他們導引出了很不一樣的發展中國現代藝術的思路。 此外,粵籍藝術家中還有譚華牧、關良、丁衍庸、司徒喬、符羅飛、黃新波、賴少其等人,都是亟待重新評價的、在鄉土文化、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之間探索出路的藝術大家,他們的作品值得我們細讀、深讀。
翻閱整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走出去的廣東藝術家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他們參與了一個影響至今的啟蒙和實驗性階段。 他們在藝術上強調改良、變革,這也同步於整個國家現代化的主潮。 嶺南畫派的主將如高劍父、陳樹人,都曾是那個年代締造“新中國”的理想主義者,藝術是他們實現政治理想、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途徑。 所以,今天我們用“嶺南”或“嶺南派”諸類概念去講述這段歷史,容易窄化他們當年的訴求和思想。 事實上,高劍父並未將自己的藝術理想局限於家鄉一隅,當時他們比較認同的概念是“新國畫”或“折衷派”等。
藝術家走出去建立起廣東與世界的關係
這批藝術家走出“嶺南”,去往東洋,或者去往西洋留學,他們看到的是浩浩蕩蕩的現代文明,而藝術在這個大潮中參與了現代社會、民族國家和新國民的精神構造。 現代藝術強調的是個人的創造力和感性的覺醒,不再局限於以往書齋中的文人理想和趣味,也很難再囿於一國一地之文化傳統。 所以,這批出身嶺南的藝術家走了出去,遠不止是建立起與北京或上海的關係,而是廣東與世界的關係,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融入現代文明的一個新格局。
廣東之所以能在近現代有比較多這類開風氣的人物,源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文化風氣。 和內地相比,粵人與世界打交道經驗豐富,華僑人脈遍布全球,所謂”開眼看世界“,自然得很。 從晚清到現在一百年過去了,這一獨有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沿海乃至內陸的不少省市早已向世界開放。 開放區域越多,區域中心越多,當然是時代之幸。
風水輪流轉,一百年前,高劍父留日、林風眠留法的時候,還無法想像今天的北京會成為東亞乃至全球當代藝術的中心城市。 但是,重新回顧百年前粵籍藝術家參與營造的新藝術格局,他們曾經衝破成見,奮力實踐的一種開放性思維,今天看起來,仍然是一段了不起的精神歷程,我們應該意識到這筆豐厚遺產的價值所在。
這些年,很多在廣東本土成長起來的藝術家或批評家、策展人陸續走出去,這很正常,就像東北人張巍、浙江人胡昉在廣州鬧市區建了一個全球知名的維他命空間一樣正常。
賴少其晚年很難辨清中法與西法
本週六在廣東美術館開幕的賴少其百年展,特別推薦大家去看一幅畫,賴老實施“丙寅變法”後於1986年繪製的,題目叫《劍葉灑金花與黃蝦花》,畫面上賴老題了一段跋語:“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於羊石齋。賴少其寫生。餘於丙寅歸故里,住羊石齋中,吸收中畫與西畫之長,實行變法,既不似中畫,也非西畫,姑稱為中國人所作之畫可也。”賴老青年時期就走出去了,雖然沒有出過洋,人生的厚度、見識的寬度卻是少有人可以比的,晚年回到家鄉,欣逢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對於自己最鍾情的藝術,他要說心裡話。
這段話雖然有點隱晦,但是耐人尋味。 他說,我畫的不叫中國畫,也不叫西洋畫,也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才好。 猶豫再三,他說,這叫中國人所作之畫吧。 賴老晚年繪畫走向化境,很難辨清中法、西法,1986年的這幅返鄉之作已經做了註解,賴老早有寄託。
1941年,抗戰期間高劍父寫了一篇文章《我之藝術觀》,他講道:“我之藝術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滅古人,是欲取古人之長,舍古人之短,所謂師長舍短,棄其不合現代的、不合理的東西,是以歷史的遺傳和世界現代學術合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國古今繪畫之特長,作為自己之營養,使成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國現代繪畫之新生命。”
這就是一百年前的粵籍藝術家走出去之後,留給後人的一個認識格局。

2015年5月17日 星期日

齊白石多次出來為關良畫藝辯護

 金羊網-新快報

■上世紀70年代末關良與夫人在廣州。■上世紀70年代末關良與夫人在廣州。■關良 擊鼓罵曹 郭沫若題字■關良擊鼓罵曹郭沫若題字簡介 關良 (1900-1986),字良公。生於廣東番禺,曾任浙江美術學院教授、上海中國畫院畫師等。簡介關良(1900-1986),字良公。 生於廣東番禺,曾任浙江美術學院教授、上海中國畫院畫師等。
“1917年2月,陰曆剛過正月十五,我隨二哥在上海登上日本輪船。初次離家,雖有二哥細心關照,仍覺想家。在夾板上西望祖國,幾次掉下熱淚……”關良生前在一次採訪中講到自己少年負笈東洋的細節,儘管彼時依依不捨故土,但就是這整整五年的遊學,決定了這個廣東番禺人一生的走向及藝術的高度;其在日本對西方現代藝術的領會所產生的宏闊的藝術視野,更是決定了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勢必發生廣泛的影響。
1924年,他在上海寧波同鄉會舉辦首個畫展,聲名由此鵲起,被郭沫若、鬱達夫等激進作家組成的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聘為美術編輯,同時為郭沫若主編的《創造》雜誌畫插圖和封面設計。 1927年他又隨郭沫若參加北伐戰爭,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藝術股股長。
在關良廣闊的人脈關係中,不得不提及他與齊白石的交往。 在《關良回憶錄》中,可以讀到《問藝齊老》章節,文中提到了關於他與齊白石交往的舊事。
據關良文中所說,1956年他來京開會,與李可染一同拜見了齊白石。 齊白石不僅對他印象深刻而且現場作畫,相見甚歡。 此書刊載了齊白石贈予關良的作品兩幅,一幅為《螃蟹》,另一幅為《松鷹》,皆為齊白石常畫的題材。 在《螃蟹》的畫作上,齊白石題跋:“良公老弟同道,九十三歲白石璜請講。”
關良回憶說:“全國解放後,文化部門的一些同志,對我的畫褒貶不一,有的還持否定態度……齊白石多次出來為我辯護,齊老先生侃侃而談,認為這是一種創新,而且自成一派……在齊白石先生道義的支持下,1956年我在北京舉辦了第一次個展。”這次展覽非常成功,觀眾紛至沓來,戲曲名家梅蘭芳、畫家李苦禪等都給出了頗高的評價。 而後,1957年,關良與李可染代表中國到當時的德國訪問、寫生,開啟了他們藝術的新旅程。
藝術軌跡
1912-1917 在南京金陵中學讀書。
1917-1922 赴日本東京太平洋美術學校讀書,畢業後回國。
1927-1928 隨郭沫若參加北伐戰爭。
1930-1933 在武昌藝專任教
1936-1937 應劉海粟之邀,再次到上海美專任教。
1940 在成都舉行第二次個展,以善畫戲劇人物形成特色
1945 在重慶參加“中國現代繪畫展覽”,抗戰勝利後回杭州。
1956 在北京及天津舉辦個展,張仃寫前言。
1957 與李可染作為文化部派出的藝術家代表,前往德國訪問、寫生、辦展、出畫冊。
1959-1960 先後任中國美協理事、上海美協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畫師。
1981 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講課。
1983-1984 經香港去美國探親訪問。
軼事
郭沫若再三鼓勵關良
早在1924年,關良便與郭沫若在上海結識。 兩人相見,相談甚為投機。 由此,兩人成為親密的朋友。 郭沫若毫無保留地向關良推介自己的廣泛人脈,並在關鍵時刻給予實際的幫助。
1941年春,關良應聘去成都技藝專科學校,發現該校人事複雜,決計放下教職訪問敦煌以開眼界,但籌資仍需靠展覽。 關良將此決定及困境告知郭沫若,郭老為他再三鼓勵,說:“這(戲劇人物)是你的獨創,要堅持走自己的路。新作品出世,肯定碰到很多困難,有的人不一定理解他、接受他。你多畫些,我支持你!”
郭沫若為關良的幾十張畫題了字,又讓他去找茅盾、葉聖陶、老舍,請他們題了畫跋。 結果,這次展覽上,關良賣掉了40多幅畫。 此時,郭沫若還還撰寫了《關良藝術論》,肯定其“人格高,畫格更高”,向社會介紹並推廣他的繪畫藝術。
自由談
關良是藝術家中的藝術家
畫作是藝術中的藝術
■吳洪亮(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
剛在北京畫院美術館落下帷幕的“高妙傳神——關良繪畫藝術展”,是我們“20世紀中國美術大家”系列展中的一個重要項目。 據我所知,很多普通民眾都來看這個展覽,這讓我們非常高興。關良的藝術已經突破了藝術小圈子的觀賞,而擴及到大眾認知的範疇,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說明我們的大眾審美已經在提高了。
最近一年來,關良的市場反響非常火,所以,有媒體說我們做這個展覽是“市場倒逼學術”。 我以為這個說法完全站不住腳。 因為,這個展覽我們已經籌備兩年多了,只不過正逢關良市場火熱,太湊巧了。 但我深信,關良的藝術造詣被人所認可,是遲早的事情。
在我看來,關良是藝術家中的藝術家、他的創作是藝術中的藝術。 他的畫面太具藝術的純粹性了。 就風格而言,他始終保持“生”的狀態,一直到終老,這非常可貴。 而很多藝術家卻輕易地從“生”轉到“熟”,品格也就自然下降。
從嶺南走出來的關良,獲得了眾多成才成名的機會,去日本留學、受郭沫若提攜、結交齊白石、“混跡”上海與杭州……這樣的文化圈子顯然是嶺南本土所不能提供的。 翻開美術史,其實,關良不過是走出去的大撥嶺南畫家中的一個個案而已。 且不說“二高一陳”,還有林風眠、賴少其、陳大羽、丁衍庸、鄭錦……其中,一些人是被歷史所遮蔽而最近十來年才發掘出來的。 他們再被發現,改寫了人們對嶺南畫壇的認識與理解。
僅僅從這一點來看,廣東根本不缺人才,再加上廣東人富有開拓精神與踏實勤懇作風,能夠各地域施展拳腳也就不奇怪了。 走出來的廣東人,都特別戀鄉,那種骨子裡對“根”的眷戀是特別強烈的。 所以賴少其晚年還回廣東,也就不奇怪了。 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廣東的藝術家,也都非常懷念家鄉。 我的籍貫是廣東茂名,但是在北京出生長大的,對他人從來都是自稱廣東人。
現在,從廣東走出去的藝術家亦不在少數。 但我認為,在信息化時代,藝術家處在哪個地域已不再像以往那麼重要,最關鍵的是自己有沒有廣闊的文化視野,有沒有把自己放在全國與全球的邏輯中進行創作。 我們現在少了前輩們行萬里路的艱辛,就更需要讀萬卷書、增擴視野的歷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