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大遷徙中，國寶裝箱集結待運。
國人記憶70週年抗戰勝利之十八
檔案
文物大遷徙
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 抗戰爆發，為了保護國寶，故宮博物院開始了舉世聞名的“文物萬里大遷徙”。 大遷徙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中進行，上面有日寇飛機的空襲，背後又有日軍大砲機關槍的追擊。 從1933年到1944年，故宮1.3萬多箱書畫、青銅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古籍善本圖書歷經11年、行程萬餘里，一遷上海、二遷南京、三遷西南大後方，每一次遷徙都驚心動魄。 在日寇侵華期間，全中國文物損失慘重，但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卻無大的損失，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蹟。
1933年1月，榆關（山海關）突然遭日軍有預謀的火力攻擊，激戰三日後，日軍佔領榆關。 繼一年前失去東北全境之後，此役華北屏障盡失，舉國震動。 日軍入關後北平危在旦夕，故宮博物院經國民政府授意，將數十萬件珍貴文物裝箱，開始了浩大而漫長的遷徙之旅。
從北平到南京、上海、鄭州、西安、成都、重慶、桂林……一直到四川樂山和貴州的安順，這次動用了極大物力人力全國統籌的行動，極其周密細緻，歷經千山萬水和敵機轟炸，歷時多年，損耗卻微乎其微，這在當時堪稱奇蹟。 據當時官方統計，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有1879 箱，被搶文物不計其數，僅戰後日本方面自己統計的數據就高達360萬件。 故宮文物作為中華文化遺產之精華，大遷移的歷史意義可謂重大。
遷徙之因
日軍侵占東北北平告急籌謀南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東北，平津震動。
北平危在旦夕，故宮博物院醞釀著遷離北平，時任院長易培基命令屬下職員開始搬遷的前期準備。
台灣現在的“故宮博物院”網站上，記錄了這一段歷史：平津局勢動盪，華北告急，故宮未雨綢謬，擇院藏文物菁華者裝箱儲置，為文物南遷避難預作準備。
經歷過圓明園浩劫之後，易培基認為，這些珍貴文物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命脈，經受不起侵略者洗劫的衝擊。
故宮文物為何受到如此重視？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來自宋、元、明、清四朝宮中珍藏，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均是頂級。 清朝崩解後，根據退位協議愛新覺羅氏帝裔依舊保留了紫禁城內的特權，但此間陸續曝出故宮文物陸續被宮中皇族和太監們私下變賣的醜聞。
1925年，馮玉祥進京，將溥儀逐出紫禁城，同年開始清點宮中文物，並設立故宮博物院，易培基被任命為首任院長。
但易培基和他的同事們從未想到，故宮博物院成立不到十年，就要面臨日本侵略者迅速逼近的威脅，而大批國寶內遷的艱險之路也才剛剛開始。
文物搶運計劃直至1933年初仍未能正式實施。 其間，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一直在進行整理、挑選、裝箱的工作。 為防止文物途中破損，裝箱是個相當重要的技術活。 古籍文獻等相對好包裝，而瓷器、玉器、青銅器等易碎易變形文物就需要特別小心。
故宮為此專門請來了琉璃廠的老古玩商傳授包裝技術，又仔細觀察江西景德鎮運送瓷器時的捆紮方法。 每件國寶均以數層紙張包裹，外面再用草繩層層纏緊，依次裝箱後，在空隙間塞滿棉花，然後釘箱蓋，貼封條。 為做到萬無一失，故宮人特意買來許多普通瓷器反復作試驗，確定無一損壞，才開始用這樣的程序裝箱。
裝了幾箱之後，大家總結出了四字箴言“穩、準、隔、緊”。 後來，整個南遷歷時10餘年，數十萬件國寶歷經波折，但受損的幾乎沒有。
遷寶爭議
遷被指“逃跑”不遷又難保宋子文出馬
1935年，易培基電告當時南京的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國寶南遷以避不測的計劃。 國民政府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此提議，不過讓易培基等人沒想到的是，遷移國寶的主張引起從高層到北平地方強烈的反對聲浪。
主張南遷的聲音認為，國土散失是一時的，遲早可以收復，但如果文物被毀於戰爭，則不可再生。 況且這些文物並非屬於一朝一代，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古文明的結晶，如有不測，那將是千古罪責，無法向古人和後人交代。
反對者則認為，北平面臨日軍南侵威脅，正是需要全體軍民一心頑強固守的緊要時期，如果政府此時將故宮文物盡數運走，無疑是宣告國民政府即將放棄北平以及整個華北，對穩定民心和軍心非常不利。
國寶南遷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北平引發熱議。 大批市民學生走上街頭，反對國寶南遷，打出橫幅“文物南遷就是逃跑”。 當時身為意見領袖的胡適先生，擔憂體量巨大龐雜的文物一旦遷移會造成散落四海難再复聚，他的思路是冀望通過國際監督干預來保障古文物安全。 胡適提出三點理由：“第一，因在國際人士監視之下，未必有人敢於破壞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宮古物數量極巨，遷移並非易事，萬一發生意外則責任誰負？第三，因餘深知，在南京上海均無適當地方存儲，非萬不得已時，絕不應輕易遷移。”
輿論的反應讓易培基坐立難安，而另一消息更是讓他嚇得魂不守舍：當時的北平政務委員會就故宮文物保護問題召開一個會議，會上非但沒解決文物如何保護的問題，反而通過三項決議，其中一項竟是“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500架”。 得到消息後易培基馬上向當時北平最有實權的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發電報，請他設法阻止。 此後，國民政府在長期反復權衡利弊後，決定著手準備將北平的國寶進行大轉移。 當時的代理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作出決定，將國寶轉移到當時看上去相對安全的上海。
得知國寶確定南遷的消息後，故宮博物院職員先後接到多次威脅電話，甚至有人聲稱要炸掉南遷的車輛，易培基無奈中再度向南京方面請示，宋子文親自致電北平方面，北平警方秘密逮捕了反對南遷最為激進的代表周肇祥，週被關押十日，直至確認國寶分批轉移出北平才釋放。
暫安江南
軍警護送文物出京城5批運抵南京
1933 年2月5日晚間，北平全城戒嚴，故宮博物院的1萬多箱文物從神武門廣場出發，軍隊護送幾十輛板車前往火車站，沿途軍警林立，街上除了板車疾馳的轆轆聲，聽不到一點別的聲音。 次日清晨，兩列火車從北平西站出發，開往浦口。 18節車廂上裝著長三尺、寬、高各一尺半，分別編號並貼著封條的2000口木箱。 木箱裡除了故宮的珍貴文獻、書畫、檔案珍本外，還包括無價之寶———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
這次遷移被國民政府列為極高的準軍事機密，列車開動後，沿途有各地方軍隊保護，車頂四周架起機關槍，車內遍布持槍憲兵警衛。 此外張學良還派出騎兵隨車護衛。 全線除特別快車外，其餘列車都要讓道給文物列車先行。
到達浦口後，卻發現沒有合適存儲文物的地方，在火車上滯留一月後，轉運至上海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及四川路業廣公司內，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隨之成立。 此後，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青銅器、書畫、文獻、檔案等文物陸續運到上海。
在易培基的督辦下，至1933年5月，故宮博物院數十萬件珍貴文物先後分4批運出北平。 不過到第五批即將運走前，易培基被政敵舉報涉嫌“監守自盜”私吞故宮文物，隨後被查封財產進行調查，易培基憤而辭職。 他主導的故宮時代結束，故宮文物的遷出也隨之停止（事後被證明易培基清白，但此時易培基早已病逝上海）。
1934 年2月，國民政府頒布《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暫行組織條例》，故宮改隸屬行政院，馬衡為院長，隨後開始清點運輸到上海及留在北平的文物。 清點出到達上海的文物總共5批合計19557箱。 這批文物在上海保存，其間還挑選了80箱精華，前往英國舉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轟動一時。
1936年1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朝天宮建成庫房，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次月文物分作5批運抵南京。 不料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8月上海淪陷，南京危在旦夕，文物不得不繼續往內陸遷移。
三路西遷
離南京冒著炮火水陸並進終抵大西南
南京淪陷之前，國民政府已經遷都重慶，因南京危急來不及同時轉運這些大批量的文物，遂決定故宮人員分三隊沿著北中南三路運往後方。
第一批西遷的文物，走的是所謂南路：路徑是走水路到漢口，最後一路隨著戰事的惡化，輾轉到湖南大學圖書館、貴州安順的華嚴洞。
1937年8月14日，招商局“建國輪”裝上首批西遷文物80餘箱（主要包括曾送往倫敦展覽的精品）由南京水路運至漢口，然後轉汽車抵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 因長沙隨後遭遇敵機頻繁轟炸，國寶再度經湘西、桂林，一路輾轉到貴州。
1938年1月車到貴陽，11月文物轉移到更為安全的安順華嚴洞儲存，並成立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 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計有秦漢古劍等珍貴文物118件也移藏華嚴洞。
第二批文物離開，已到了千鈞一發的最後時刻。 此時是1937年11月，日軍已經開始攻城，防禦陷入混亂的南京岌岌可危。 在當時政府機構一團亂麻的時候文物遷移困難重重，時任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的杭立武在關鍵時刻出現。
杭立武，原本和故宮並無淵源。 他曾在南京陷落前設立難民區，南京市長遂找到他準備將故宮文物劃入難民區保管，杭立武覺得不妥，隨即向軍方高層反映，此時日軍已兵臨城下，城內一片混亂，杭立武意外直接得到蔣介石批复，臨危受命成為文化搶救負責人。 杭立武全心負責國寶遷出事宜，在日軍破城前夕的混亂中輾轉找到一艘英國商船，將2000多箱文物裝船運離。 此後，杭立武一直擔任故宮文物回遷和遷台各項工作的負責人。
1937年11月，第二批西遷文物由南京沿江先運到漢口，後運到宜昌，再分批倒換小輪船，於1938年5月運到重慶向家坡；1939年因重慶屢遭日軍狂轟濫炸，中路文物先被轉移到宜賓，至9月最終運抵樂山安谷鄉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另一路，是沿著火車從南京運往陝西，最終落腳在四川峨眉。
1937 年12月，第三批西遷文物用火車從南京經鄭州運往寶雞的山洞裡，在鄭州火車站險遭日機轟炸，次年因潼關面臨日軍威脅，又運往漢中的文廟和褒城的祠堂。 不久後日軍轟炸漢中，文物先轉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終運抵峨眉縣的大佛寺和武廟存放。 當時政府按照僅次於運軍火的優先級別抽調了300多車次分段搶運國寶，在嚴寒的冬季翻越積雪的秦嶺，並多次用竹筏載運卡車渡過無橋的河流。
與故宮國寶遷移同期，還有一些其他文物陸續西遷。 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籌備處也奉命西遷，院藏文物分水陸兩路顛沛輾轉，至1940年6月抵達四川宜賓的李莊安頓下來；日軍佔領江浙並向西進犯後，河南博物館存放在武漢的68箱文物也西遷重慶，存入剛從南京疏散至重慶的中央大學磁器口校舍。
遷徙意義
避免被掠奪也帶來分散隔離文明傳承不絕
國寶遷徙事後來看，是頗為正確的決策。
在抗戰開始的前後50年間，從東北到內地，在日軍大肆掠奪和破壞下，中國文物損失嚴重。 當時國民政府的一份報告中說：“侵略我國敵軍往往有擅長金石書畫掌故目錄之專家隨行軍中，凡敵蹄所及之處，彼等立即殫搜窮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專門成立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主持戰時文物的清理和保護工作，據“清損會”不完全統計，戰時全國被日軍掠奪、損毀的書籍、字畫、碑帖、古物等共計3607074件，損毀古蹟741處。
京都大學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軍在亞洲掠奪的專家。 他曾在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透露，整個二戰期間，日本從中國掠奪的珍貴文物大約10萬件，其他一般文物，數量大約幾百萬件，這也與中國官方之前發布的數據基本一致。
為了避免被掠奪的遷徙也帶來不可避免的文物分散與隔離，正如胡適當初所預料，文物一經失散，再難復聚。 這些中華瑰寶，至今分隔兩岸，但所幸都得到了精心照顧。
學者段勇日前在《人民日報》撰文稱：抗戰勝利後，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大遷徙的國寶分藏於海峽兩岸多家博物館的格局，分散多處是一種遺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特殊紐帶作用。
大江大海
國民黨分批運國寶至台灣一散何時再聚首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分散在安順、峨眉、樂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慶，等待長江水漲，能行大船，“即從巴峽穿巫峽”，越長江三峽運回南京。
1947年12月9日，凝聚著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之魂的國之瑰寶終於回到了南京朝天宮。 第二年春天，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欣賞這批歷經戰火卻毫髮無損的國寶。
1948年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門內半山園竣工，故宮文物也得以存放保管。 5月28日中央博物院聯合故宮博物院開辦大型展覽，吸引幾十萬人參觀，次日蔣介石也在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陪同下來到展場，並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許久。
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些顛沛流離輾轉萬里的國寶來不及喘息，又要開始一段與故土分離的命運。 1948年中，解放軍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南京的國民政府眼看頹勢已成，國寶轉移提上日程，這次的目的地則是遠離大陸的台灣。
1948 年11月10日，翁文灝、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徐鴻寶、李濟、蔣复璁和杭立武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會談並形成了三條決議：一、故宮文物迅速遷台；二、中央圖書館的藏書和文物一併遷台；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評議研究所的圖書與文物也一起遷台。 當年12月21日，國民黨海軍“中鼎”號運輸艦悄然駛進南京下關碼頭裝運國寶。 登船時，大批的海軍眷屬聞訊趕來，蜂擁擠滿了中鼎輪，岸邊裝箱等候的文物則無法上船，甚至不得不讓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趕到現場勸說後，大家才讓出輪船。
接著，第二批文物被挑選出來運往台灣，這是遷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計3502箱。 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故宮典藏的真皮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 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達基隆，12日被運往台中糖廠倉庫。
1949年1月28日，解放軍進入南京指日可待，第三批留在下關碼頭的2000箱文物也開始裝船，不料焦急的海軍眷屬再度佔滿船艙，幾經協調才擠下了2000箱中的1248箱，剩下的得以留存大陸。
在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幾次接到南京當局行政院和杭立武的催促，欲將故宮的重要文物遷走，但與國寶一起經歷了千里轉輾經歷的馬衡此時選擇留下，再三推諉，直到解放軍將北京各出路封鎖包圍。
1949 年1月14日，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寫道：“嗣賤恙漸痊而北平戰起，承中央派機來接，而醫生囑勿乘機，只得謹遵醫囑，暫不離平。”對於文物遷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確的表態：“竊恐愛護文物之初心轉增損失之程度。前得分院來電，謂三批即末批，聞之稍慰，今聞又將有四批，不知是否確實。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後不再續運。”道不同不相為謀，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這一年，河南和重慶的部分典藏文物，也被飛機運往台灣。 不過因為戰時倉促，這些文物並未被全數運走。
文物西遷路線
一路：南京→漢口→長沙→貴陽→安順
1937年8月14日，“建國輪”裝上首批西遷文物80餘箱由南京水路運至漢口，然後轉汽車抵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 因長沙隨後遭遇敵機頻繁轟炸，國寶再度經湘西、桂林，一路輾轉到貴州。
1938年1月車到貴陽，11月文物轉移到更為安全的安順華嚴洞儲存。
1939年4月13日，南京文物保存所文物5箱也移藏華嚴洞。
二路：南京→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樂山
1937年11月，第二批西遷古物由南京沿江先運到漢口，後運到宜昌，再分批倒換小輪船，於1938年5月運到重慶向家坡。
1939年因重慶屢遭日軍狂轟濫炸，中路文物先被轉移到宜賓，至9月最終運抵樂山安谷鄉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三路：南京→西安→寶雞→漢中→成都→峨眉
1937年12月，第三批西遷古物用火車從南京運往寶雞的山洞。
1937年因潼關面臨日軍威脅，又運往漢中的文廟和褒城的祠堂。 不久後日軍轟炸漢中，文物先轉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終運抵峨眉縣的大佛寺和武廟存放。
其他西遷文物
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國立中央博物院文物分水陸兩路，至1940年6月抵達四川宜賓的李莊安頓下來；日軍佔領江浙並向西進犯後，河南博物館存放在武漢的68箱文物也西遷重慶，存入剛從南京疏散至重慶的中央大學磁器口校舍。
參考資料
《台北故宮》金城出版社2009年2月、台北“故宮博物院”網站（台北）、《抗戰時期的古物南遷與西遷及其影響》段勇、人民政協報、光明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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