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旅日二三事：風流與雅集

中國文化報·美術文化周刊

溥心畬、張大千等人在日本友人家中雅集

萬君超

溥心畬在1955年5月11日與朱家驊、董作賓應邀赴韓國講學、旅遊，並獲得漢城大學法學榮譽博士。 兩個星期後赴日本東京，此時張大千正在東京編印《大風堂名跡》畫冊，又逢黃君璧、莊嚴等人來日本參加藝術學會，友人異國雅集相聚，其樂融融，可以想像。 據傳，溥心畬抵日後曾居住於溥杰妻子嵯峨浩（1914— 1987）家中。 但溥的友人、攝影家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張大千》（台灣漢藝色研文化有限公司1993年版）一書中說：“溥心畬先生自韓國講學經過東京，原先住在一家日式旅館，後來租到一幢小房子暫住，距我家不遠，靠近中國大使館（注：指當時的台灣駐日機構），新聞處宋參事時常來'照顧'他。”在兩說之中， 以王氏之說可信。 而所謂的外交官“照顧”，亦可能是對其監視。 因溥心畬在日本樂不思蜀，更有傳說他曾與大陸人士有過接觸，1956年6月，溥心畬被簉室李墨雲和友人“押”回台灣。

溥心畬是一個生活自理能力極差的滿清宗室貴冑子弟，所以他居日期間的日常生活均僱傭年輕美貌的下女（女傭）料理。 溥心畬在日本期間，曾經由張大千等人陪同到各地名勝旅遊。 他還招收了李鐸若、伊藤啟子為弟子，教學中文和書畫。 而大多數時間是寫字繪畫，飲酒品茗，以消永日。 台灣學者李猷在《溥心畬先生詩與詞的研究》（載《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故宮博物院1994年版）一文中說：“離韓後赴日本，以昔年曾往講學，尚有故人，日本人不僅尊其家世，也仰慕他的詩書畫之造詣，也覲見了日皇，暢遊內苑。他的護照逾期，日外務省願意給予長期居留。他說：'我以中華民國護照出，必以中華民國護照留此。'”但溥心畬居日期間是否在東京舉辦過個人書畫展，待後俟考。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溥心畬是否在1950年應邀到日本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和京都大學進行為期三年的講學，並在此期間與日本女子嘉子同居，生有二子（見《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406頁）。 故李猷也在文中有“昔年曾往講學，尚有故人”之言。 在溥心畬逝世後不久，曾經有一個人從美國寫信給溥孝華（溥心畬之子），說自己是溥心畬在日本時期所生的兩個兒子之一。 感覺此事並非像是空穴來風，但為什麼絕大多數有關溥心畬的著作中均“屏蔽”此事？

攝影家王之一當時已定居東京，他與張大千、溥心畬等人均非常熟悉。 1956年農曆正月某日，東京大雪，溥心畬邀王之一前往寓所飲酒聊天。 女傭幫他們溫了好幾瓶日本酒，兩人邊飲邊聊，溥拿毛筆在紙上隨便亂寫亂畫，並說：“日本冬天太冷，一個人睡覺更冷，又無聊。只有常常飲酒。今晚特別無聊，所以邀你來喝酒解悶。”溥心畬隨手畫了張《松下揮毫圖》，併題詩云：“前夕無聊閒作畫，今宵作畫更無聊。贈君持去點空壁，對酒能消酒一瓢。”寫好跋語後鈐蓋“舊王孫”印章，將此畫贈送給了王之一。 但他不慎將印章蓋倒了，可見其當時無聊作畫之狀態。

溥心畬接著對王之一說起了借住在日本旅館中的一次風流韻事：“有一晚來了五六個日本小姐陪酒，她們先洗澡換上浴衣後大鬧花酒，到後來都脫光了浴衣飲酒，連我的衣服也被她們剝光。”溥邊說邊畫，畫完之後就擲到了紙簍裡。 王之一趁溥心畬不留意時，將廢紙從紙簍中撿出來，裝進口袋帶回家，平生唯一一次做了“雅賊”。 回家將廢紙整理後發現是一張《群陰剝陽圖》。 畫上一位男士坐在五個女人中間，剝光褲子作驚恐狀，如同一幅群女“強暴”男子的春宮畫。 王之一第二天將《群陰剝陽圖》帶給張大千看，張大千看了拍案驚叫：“這是絕品！比他的山水樓台亭閣都難能可貴，這幅小畫不用簽名蓋章，就憑那五個小字就是溥先生的招牌， 別人要學也學不像的真跡。”王之一聽罷就立刻送到裱畫店裱成一幅小冊頁秘藏。

後來王之一移民巴西，香港沈葦窗聽說有此幅《群陰剝陽圖》，就多次寫信給王，希望能夠在他主編的《大成》雜誌上發表。 王說一定要等到溥先生逝世以後才有可能發表，並擬寫一篇《溥心畬在日本無聊作畫》的文章。 但後​​來因故而圖文均未發表。 1995年10月，值溥心畬誕生一百週年之際，旅居美國洛杉磯的幾位華人收藏家劉冰、王之一、陸芳耕等人，在劉氏創辦的長青畫廊聯合舉辦紀念溥心畬百年誕辰書畫展，當時已定居美國南加州的王之一提供了自己為溥心畬拍攝的照片二百餘張，《群陰剝陽圖》也首次公開展出，並引起了參觀者的極大好奇。

溥心畬的一生，多少給人有點“孤冷”“孤傲”或拒人千里之感，這與他的身世和生活環境等都有一定的關聯。 他是一個不拘小節之人，但有時又心細如發，判若兩人。 他是一位真正的文人書畫大家，可惜天不假年，永嘆短壽。 在日本居留的一年時間，或許是他晚年最為自由、舒暢的時候，幾乎是樂不思蜀。 但他的一生有諸多至今都未能解開的謎案：比如所謂的德國天文學、生物學雙博士學位，大陸新政府是否承諾過請他出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他又是如何從上海乘船逃到浙江沈家門再乘飛機到​​台灣的，50年代初他是否到過日本講學三年，等等。 一個逝世時只有五十多歲的著名書畫家、滿清宗室後裔，他的生平居然會有如此多的撲朔迷離之​​處，而這一切究竟是怎樣形成的？ 這其中是否又有什麼難言之隱？ 在中國藝術史研究中，始終都充滿了史料真偽和作品真偽的雙重陷阱。 有時真令研究者仰天無語， 徒嘆奈何。

藝術史研究者並非是“窺私”者，但對一個藝術家生平的鉤稽、梳理、整理，也應是藝術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學術研究境界上乘者，當要追隨問題走，跟著興趣者走。 雖然《群陰剝陽圖》難稱是一幅真正的溥心畬畫作，但它卻乍現了他某個時間段中的一絲“春光”。 任何一個大藝術家都是有著七情六欲的人，而絕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 一切自欺和欺人的造神之舉，一旦真相被揭露後，必將會引起世人的反感或反彈。 就溥心畬而言，他像是一條潛藏著暗礁的長河，始終在默默地流淌， 沒有急湍濤聲，沒有翻騰巨浪，他比張大千等人更顯得寂謐。 也許只有在這種狀態下，他才能創作出那些精細而又雅緻的作品。

（作者為書畫鑑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