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大嶺圖》瑣談(圖)

 中國文化報·美術文化周刊

《富春大嶺圖》軸

萬君超

不久前在南京博物院舉辦的“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中，元代黃公望《富春大嶺圖》軸，是一件備受矚目的名畫。 但絕大多數觀眾對這幅畫的“前世今生”不甚了解，而且對其真偽也多有爭議。 《富春大嶺圖》雖是龐氏舊藏，但未經《虛齋名畫錄》(1909年)和《虛齋名畫續錄》(1924年)著錄。 楊凱琳編著《王季遷讀畫筆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中記王季遷所說：“1947年在上海，《富春大嶺圖》的討價是六千美金，可是，在市場上六個月沒人買，因為有人講這幅可能是假的。結果給龐萊臣買去。”

《富春大嶺圖》與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捲風格迥異，它沒有用其擅長的披麻皴，而是用濃淡墨勾勒山石輪廓，再用淡墨皴染。 這有點像李日華在《六硯齋筆記》卷一中所言：“體格俱方，以筆腮拖下，取刷絲飛白之勢，而以淡墨籠之。乃子久稍變荊、關法而為之者，他人無是也。染亦由石壁峻峭者，其棱脈粗壯，正可三四筆取之。若稍繁絮，即失勢耳。”與《富春大嶺圖》筆墨近似的還有《九峰雪霽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均是所謂的“體格俱方”。 黃公望另外一路畫風則以今人熟知的《富春山居圖》卷為代表，筆墨疏朗，秀潤簡逸。

《富春大嶺圖》可能是一幅寫實山水畫。 富春大嶺的具體位置，古今人多認為是浙江桐廬富春江邊的大嶺，也有認為是在嚴子陵釣台一帶。 該圖上及詩堂、邊綾處，分別有祝允明、清人宋葆淳(芝山)、葉夢龍、翁方綱、吳錫麒、王拯、李佐賢七人題詩、題跋。 其中以葉夢龍詩堂右側長跋尤為重要：“元黃大癡富春大嶺圖。舊藏溫陵相國家，後為宋芝山以八百金購得，前在京師膾炙人口矣。予已有元季四家妙跡，然未若此稀有者，因故請再四，乃割愛歸予樓中。足感友誼之篤。蓋此畫非深於鑑古亦不能識其奧耳。惟願子孫能守則守之，否則當易以原值，乃不薄視此寶。但甑未塵封，仍須留也。葉夢龍謹識。”葉從宋葆淳手中購得此畫約為嘉慶乙丑(1805年)，並請翁方綱題跋。 據宋跋可知，他從泉州洪氏家購入此畫的時間為嘉慶辛卯(1801年)九月。 購價為八百兩白銀，在當時絕對屬於“天價”。

《富春大嶺圖》中及四周有明清和近代鑑藏印四十餘枚。 其中明人有：文徵明、李東陽等，但文、李二印真偽存疑。 祝允明詩堂題詩雖真，極可能是從他處移來。 根據題跋、題詩和鑑藏印，此圖從清初起的大致遞藏如下：馮銓(河北涿州人)→泉州洪氏(福建泉州人)→宋葆淳(山西安邑人)→葉夢龍(廣東南海人)→何昆玉、何瑗玉兄弟(廣東高要人)→嚴震道(浙江吳興人)→龐萊臣(浙江吳興人)→龐增和(龐萊臣孫)→南京博物院(1962年入藏)。

《富春大嶺圖》在清代之前未見著錄。 雖然文徵明有《石田燈下作〈富春大嶺圖〉見贈，賦詩有隔霧看花之語，題此謝之》七絕一詩(周道振編《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崇禎年間鬱逢慶《鬱氏書畫題跋記》卷十中也有《石田富春大嶺圖》(今已不傳)著錄，沈周題七絕一首並跋云：“徵明燈下強予臨大癡翁《富春大嶺圖》。老眼昏花，執筆茫然，以詩自誦不工爾。八十翁沈周。丙寅。”亦見明末汪珂玉《珊瑚網名畫題跋》卷十四，丙寅是正德元年(1506)，但此沈周所摹黃公望《富春大嶺圖》，是否就是南京博物院今藏本，今已無法考證。

第一次真正著錄黃公望《富春大嶺圖》的，是清人張庚(1685-1769)《圖畫精意識》一書：“此圖特寫嚴江真景，危峰連綿而峻上，其下子陵祠堂，純用濕筆，連皴帶染而成，是以得深厚之致。浮嵐靄靄欲滴。杜詩'元氣淋漓障猶濕'，可移美之也。”該圖上還有王蒙題詩和倪瓚跋，其中倪跋云：“大癡老師畫《富春大嶺圖》，筆墨奇絕，令人見之，長水高山之風，宛然在目，信可寶也。至正廿二年壬寅倪瓚記。”張庚所記之圖，不是南京博物院今藏本，因為今圖上並無王詩倪跋。 那是否王詩倪跋有被裁割的可能？ 《富春大嶺圖》右上方“富春大嶺圖”和左上方“大癡為複儒畫”題款皆存，而圖正上方則完整，所以不存在有裁割的可能。 如果要認定張庚所著錄的《富春大嶺圖》即為南京博物院今藏本，則此圖左右兩側已經過裁割，那黃公望題款則是後人所寫。 另還有一種可能，即張庚著錄之圖是臨本或偽作，王詩倪跋純屬臆造。

南京博物院藏《富春大嶺圖》是否是黃公望的真跡？ 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實錄》、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二書中，古代書畫“七人鑑定小組”均鑑定為真跡精品。 原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研究員張光賓先生在《黃公望〈富春大嶺圖〉》一文中說：“不過這張畫即算是後人的仿本，也應該是有根據，而且是一件相當忠實的臨仿之作。”並定此畫為屬於至正七年(1347)以前的作品，即黃氏約七十八歲所畫。 此說似有些自由心證，故頗難採信。

《富春大嶺圖》究竟是真跡，還是後人臨本或臆造之作？ 以下三個問題似需探討：(一)圖上題款是黃公望的真跡嗎？ 黃氏題跋真跡並不少見，而此圖上的書法則與其他真跡明顯不同。 (二)畫右上題“富春大嶺圖”，而畫左上側題“大癡為複儒畫”。 在元人畫作立軸中是否有如此題款方式？ 或許有人會說：“曹知白《群峰雪霽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畫右上題'群山雪霽'，而畫左下題'漥盈軒為懶雲窩作'，不也是畫名與款署分開題寫的嗎？”但“群山雪霽”下面的那方朱文印“素軒”，是否是曹氏真印？ (三)在清初時期，可能不止只有一幅《富春大嶺圖》傳世。 要么張庚《圖畫精意識》中所著錄的是臨本或偽作；要么南京博物院今藏本是臨本或偽作。 二者不可能全真，或一真一贗，或二者皆贗。

另外，本畫上款“复儒”，即邵亨貞(1309-1401)，字复儒，號貞溪，祖籍浙江淳安。 其祖父邵桂子是南宋咸淳七年(1271)進士，授處州教授。 宋亡後不仕，娶曹知白的叔叔曹應符之女，遂定居華亭小蒸(今上海青浦區小蒸鄉)，主持當地文壇四十年。 曹知白是邵貞亨的外從祖父，曹與黃公望是多年至交好友，邵自幼受外從祖父熏陶，也時常參加曹、黃等人的雅集，他也有題黃畫的詩作傳世。 因此，黃公望為邵畫《富春大嶺圖》，似有慰藉其鄉思之意。 黃公望是一個擅長題跋的畫家，而在這件有著特殊意義的畫作上，卻是幾無題跋的“窮款”之作，頗令人不解。

樓秋華在《富春山居圖真偽》(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中，認為《富春大嶺圖》是偽劣之作：“此作未見明清各家著錄，樹法、石法俱劣，中間屋宇結構雜亂，山巒筆墨淒迷、破碎，與黃畫相去甚遠；題款字跡呆如木雞，描摹生硬，黃氏三方印章亦為僅見，所用紙質近於明清之際所流行的生宣，與元畫偏熟紙質不相類。故此畫不可靠。”此純屬個人私見。 但畫中“大癡”和“一峰道人”二印並非“僅見”，比如黃公望跋趙孟頫絹本《行書千字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拖尾紙上就有“一峰道人”印。 它與《富春大嶺圖》上之印是否為同一印，需要研究。

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研究員邱士華女士說：“亦有論者引明清人著錄，認為《富春大嶺》與《富春山居》實為同一作品，後人依畫題別構此幅。”別構即臆造之義。 如果認可黃公望一生有二三種不同風格的繪畫作品，那就會認可《富春大嶺圖》是真跡；反之則會認為是贗品偽作。這其實是一個對黃公望繪畫風格認知程度深淺的問題。 因此，在無確鑿證據證明《富春大嶺圖》是偽作或臨本的情況下，可將此畫歸於黃公望名下。 如退一步而言，亦可視為“下真跡一等”之作。

(作者為書畫鑑賞家)